故事梗概

　　《亲爱的》是2014年上映的一部“打拐”题材电影。故事发生在2009年7月18日的深圳，在潮湿、昏暗的城中村中，网线电线交错，村屋密密麻麻。田文军从老家陕西来到大城市谋生，在鱼龙混杂的城中村租了一个铺位开网吧，后因感情破裂和妻子鲁晓娟离婚。孩子田鹏由田文军抚养，妻子鲁晓娟定期会来探望。开场几幕戏，导演陈可辛就较为写实地呈现出外来人口进入大城市寄居城中村，和城中村特有的空间画面。

　　鹏鹏在街上被人贩子抱走了。故事从这里才真正开始，田文军也正式踏上了寻子之路。

　　电影的最后插入了一段纪录片，这段纪录片讲述的是彭高峰寻子的故事，《亲爱的》这部电影也是由这一真实案例改编而成的。2008年３月，彭高峰的儿子乐乐在自家门口被一陌生男子抱走，自此彭高峰一家便踏上了漫漫寻子路。彭高峰原本在深圳开了家电话超市，儿子的突然失踪，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濒于崩溃，为了寻找儿子，彭高峰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电话超市外悬挂着“寻亲子，悬赏10万”的灯箱和横幅，还在网上开起了“寻子博客”，写下的“寻子日记”记录着他这三年来艰难寻子的一步步。2010年初，彭高峰、孙海洋等深圳寻子联盟的家长，再次“悬赏百万”在互联网上大量发帖，虽然获得网友的众多回帖，但仍然没有儿子的消息。2011年春节，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就想利用微博的方式来帮助彭高峰，通过“网络打拐”的方式，在微博上发布失踪儿童的照片和信息，希望更多的网友们能帮助这些家庭。就在那一年的大年二十九，彭高峰接到一位大学生的电话，说回江苏邳州老家探望亲戚时，见到了一个小孩长得很像微博上流传的小乐乐的照片，接到电话的彭高峰并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三年来很多人打电话给他说找到儿子，其实都是骗他的，直到那位大学生把照片传给了彭高峰，彭高峰一眼认出照片上就是自己丢失的儿子乐乐，他立刻联系警方最终找到了孩子。

　　作品中的法律问题

　　影片中的法律问题当然是提出了如何依法保护儿童的问题，但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一） 拐卖儿童犯罪的成因

　　当前，我国仍有数以万计的家庭像彭高峰一样处于丢失孩子的痛苦之中，在拐卖儿童案件数量激增的背后，存在着以下的社会原因。

　　首先，当前在我国养老保障不到位及计划生育国策的共同影响下，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增加。

　　其次，中国的收养门槛过高，收养渠道不畅通。

　　再次，孩子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务，事前未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最后，公安警力和经费严重不足，使大量儿童失踪案件线索不能及时查证，导致一些被拐卖儿童得不到及时解救，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二） 拐卖儿童犯罪的立法讨论

　　前不久，微信朋友圈被广大网友刷屏：“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相关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争议，大量网民在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表态支持。新浪新闻中心发起“拐卖儿童应该一律判死刑，你怎么看？”的网络调查，有719３５人参与了投票。
 
　　（三） 儿童保护的对策与建议
 
　　面对如此猖獗的拐卖儿童犯罪，我国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公安推动、社会参与、国际合作”的多层面救助保护模式①。与此同时，我国被拐卖儿童的救助保护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法律需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的职责需要更加明确，执法环节和部门间的合作也需进一步加强，经费保障机制也亟待完善。

　　评价

　　电影《亲爱的》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田文军寻子的过程就是这些失子家庭的真实写照，体现了拐卖儿童犯罪对一个家庭的沉重打击。拐卖儿童问题因买方市场的需求性从未能遏止，这与社会文化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儿童保护问题作为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争议问题之一，仅依靠民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应当通过立法等形式从多个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刑法修正案的出台、相关儿童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反映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法治进步，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可通过更加细化的实施规范形成更为完善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提供体系化的法律保障。

　　（以上内容节选自《法治思想在影视作品中的推进——以改革开放40年影视作品为视角》一书）

来源：上海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