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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角下的哲学
——读柯林斯的《哲学社会学》
韩亦
2003-08-13 13:43:05  来源:  
 
学术书架  

 第一眼看到《哲学社会学》,我不禁替美国社会学家、宾州大学教授阮德儿·柯林斯(Randall Collins,1941-)担心:这一千多页的大部头,会不会像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样,论述过度,辛苦一场,落得个社会学家嫌、哲学家不爱的地步?但仔细翻阅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柯林斯不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理论上超越他在哈佛读本科时的老师帕森斯,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细致和独特,在选择史料上丰富和有趣,给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哲学史(含中国哲学史)等研究领域贡献了一个重要的文本,对思考全球化视野中的知识问题的人也会有启发。

 柯林斯的这本书以他的互动仪式链理论(Theory of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为基础。可以合理地认为,该理论是社会科学名家韦伯开创的行动理论的又一个发展。帕森斯曾将韦伯等人的行动理论还原成分析单个行动及单个行动者的原子主义。哈贝马斯又将分析的单元定位在至少在两者之间的交往行动。然而,帕森斯和哈贝马斯都忽略了这些微观的行动如何合成宏观的社会现象,他俩也都研究宏观社会现象,但在微观和宏观之间留下了叙述空白,哈贝马斯的历史理性观也无法消除这种鸿沟。柯林斯则将分析的起点放在互动仪式链上,最小的行动者数量为2,且相互意识到对方的在场,故可说互动,至于说“仪式”是为了强调行动中成员共享的标的、情感、符号系统、及成员资格认证方式等,对该词的沿用也可见柯林斯受其伯克莱博士导师、研究互动仪式的著名社会学家高夫曼的影响。当个体不断地介入和退出“仪式”,其生活史便可以用互动仪式链来标示。随着互动仪式在时间上的延续、空间上的延展、成员上的增多,从微观到宏观的社会现象便次第生成。历史上知识分子(主要指哲学家,含自然哲学家)如何通过课讲和书写构成的跨代的互动仪式链,便是柯林斯在这部大作中介绍的主要内容。

 文化社会学研究一切文化现象的社会起源和基础。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对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分析之上。也许,对抽象文化的解构可以防止人们为了“品味”而进行知识生产(如布迪厄的所论述的),同时有利于揭示生活世界中知识建构的旨趣(如哈贝马斯有关论述)。然而,柯林斯对哲学家群体的对峙、师承、和分裂等互动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支持这种链动的文化资本和情感能量的多样性和跨文化/国家性。哈贝马斯的抽象的生活世界和知识旨趣的概念,至少在分析知识分子(哲学家)时,可以被柯林斯的哲学家网络和文化资本等概念所替代。

 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菲,不过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家们的社会分析之上。其实,其创始人默顿早就指明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是非常不同的,表现在引证分析上,自然科学家一般不会去引证多年前的他人的成果,而哲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证千年前的著作。所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科学规范,就不可以简单地套用在社会学家、哲学家等的身上,起码也得有所修正吧。柯林斯对哲学家的网络分析,实际上补充了以往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不足,对默顿和柯林斯的综合,加上进一步的研究,相信一门建制化的学术社会学的产生是有可能的。

 柯林斯的这本书,对哲学史的论述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传统的哲学史治史方法已较为成熟,并且早已有经典著作出现,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但是,引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同于社会史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可能是柯林斯的一大贡献。这不但标志着柯林斯作为社会学家的自信,也标志着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柯林斯在此书中包括了五十多个表现哲学家文脉的网络图,上下两千余年,纵横中国、印度、日本、古希腊、中古伊斯兰和犹太国、基督教经院、和现代欧洲。完成这些图表,据柯林斯自己介绍,曾持续25年之久。另外,对主要和一般哲学家的出现率(如中国多少年出一个和孔子一个级别的哲学家)的计算、对不知名的哲学家的作用的论述、对哲学知识界的小数定理(在一争鸣地区,能发展一代以上的哲学思想流派一般是3到6个)的讲述、对创造性的解释和预测,如此等等,都证明了柯林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严谨和其观察的独特。难怪有人认为他是活着的最有创造性的社会学家之一。

 柯林斯认为只有在20世纪,理解世界历史才成为可能。然而,挑战也接踵而至——陡然成几何级数增多的知识成果,其中大多数又带有文化上的他性,一个渴望了解整体性知识的学者如何面对?柯林斯说他的策略是集中在知识分子网络上,研究对后代产生影响的思想家的社会联系,即从社会学的视域研究一些跨文化的社会现象。研究策略的选择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知识积累上的深厚和学术成果的重要性和原创性。学术大师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然而,谁成为学术大师,常常是需要优秀人才自我选择、勇于承当的。破除本土的文化成见,虚心接受他性而不是排他性,是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应有的自觉。柯林斯在其著作中坚持使用“公元前”(B.C.E.)“公元后”(C.E.)这样的时间坐标,而不使用“BC”(基督降临前)“AD”(基督降临后),虽然对许多欧美知识分子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但柯氏兼容胸怀,可见一斑。

 这部以自己的社会学创见来研究哲学这样的重要文化现象的书籍,其成果自然难以三言两语道尽;对以其他方法研究哲学和批评本书,相信其作者是持开放态度的。

 (Randall Collins: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8年、2000年再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8.13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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