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奕住像）

    近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众多华侨的杰出贡献。黄奕住是华侨群体中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要推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从一贫如洗的剃头匠到爪哇糖王，黄奕住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1998年，著名经济史学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所著《黄奕住传》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搜集资料长达12年，先后八易其稿，出版后在学界引发热烈反响。2012年，年逾八十的赵教授开始着手《黄奕住传》的修订工作，邀请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马长伟博士参与其中。经过多年精心打磨，2019年6月，《黄奕住传（修订版）》(赵德馨，马长伟 著)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次修订精益求精，做了较大篇幅的补充，增添了大量新的史料，并进行了深入分析。

    全书正文现由十二章增加到十七章，按作者以时间为轴的写作思路，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四章描述了传主黄奕住只身前往南洋度过三十五载，从一个剃头匠蜕变为现代企业家、东南亚糖王的经历。第五章至十四章为第二部分，讲述了黄奕住从印尼回到中国，创办中南银行、投身祖国现代化事业，兴办实业、振兴地方经济的事迹。投身金融业是黄奕住回国后事业的核心，他创办的最大、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是中南银行。作者围绕中南银行展开了重点论述，在原版基础上增加了大量史料和评析，由原来的一章扩展为五章，向读者详细呈现了中南银行的筹建过程、总经理聘用、钞票签发、四行联营结成以及围绕中南银行而形成的金融网络等内容。第十五到十七章为第三部分，作者以统筹全局的眼光分析、梳理了黄奕住一生的社会关系、家庭生活及其商业经营模式等。除此而外，修订版在前言中还特别介绍了作者研究黄奕住的学术缘起，正文中增添了大量配文、插图，参考文献后添加了主题词索引等。

    赵德馨先生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六十年，他强调：“任何一门独立学科都有其独到的功能。经济史学在深度融合历史学和经济学功能之后形成自身的学科功能：求真、求解和求用。”通观全书，作者将经济史学求真、求解、求用功能化用到传记史的书写之中，运用生动的笔触完美展现了黄奕住在近代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国际情势下，搏击商海终获巨大成功，最后又荣归故里，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传奇经历。
       

    一、求真

    “求真”即真实地再现过去的经济实践。欧阳修曾在《论尹师鲁墓志》中针对人物传记书写提出“事信言文”的主张， 即要求传记作品所引材料要真实可信，实事求是，同时要秉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在语言表达上要有艺术感染力，讲究修辞。本书作者真正承袭了这一古典传记书写准则，开篇就为自己立下三条写作规则，其中前两条是：“所写必有所据。无据之事，宁缺待补。”“力争写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成有败、有长有短、有生有死、有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人物来。”（前言第3页）为了将黄奕住这个一生经历不平凡的“凡人”真实、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自觉以此标准严格要求，贯穿全文。

    文中，作者大量引用前中南银行分行经理章淑淳的回忆资料，但并未因其身份特殊而对其说法轻信盲从，而是另寻资料对比考订，指出了章淑淳说法中的诸多错误。论及黄奕住与史量才第一次见面的经过时，作者先是引用了章的叙述，随后又用一系列史料证实章的说法带有故事性而不足信（第111-112页）。而修订版之于旧版，这种求真求实的研究旨趣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论述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的经过时，为了批驳“倒填日期”的说法，修订版充分征引上海市档案馆藏中南银行档案，通过对该银行与财政部之间往来文件的深入分析，认为中南银行获得钞票发行权乃是该行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正常取得的权力。当作者论及黄奕住在印尼以商人的敏锐嗅觉规避风险时，也客观展现了他投机性的一面；在表现黄奕住回国兴办实业支援祖国建设的爱国行为时，也不回避他耗巨资为母做寿、大力营建房屋以光宗耀祖、满足虚荣心的一面。作者凭依这种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写作态度，做到了秉笔直书，不增不损。

    二、求解

     “求解”即剖析经济实践过程中经济现象的发生原因，发掘历史上的经济规律，探寻历史上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解释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赵德馨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即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工商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研究，在近代经济史领域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本书中，赵教授利用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针对华侨经济、黄奕住的产业结构以及企业管理模式等内容进行了细致剖析。他将中国近代史上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模式分为四种，分别为官员主导的张之洞模式、绅士主导的张春模式、商人主导的荣氏兄弟苏南模式、华侨主导的黄奕住模式。通过对比，作者认为黄奕住模式自成一体，独具特色，如重点投资流通领域、跨国跨行业的开放性经营等，这些特点决定了黄奕住模式开放包容的外向性。作者的这种分类方法，以推进现代化的主导者的身份为依据，并且将这种身份细化为四种，突破了以往将近代企业家仅区分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简单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针对黄奕住产业结构的分析，作者首先辨析了相关概念，对黄奕住投资中的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名义资本与实际资本、资本的原价与时价等从经济学视角做了认真区分，而后根据估算出的投资比例展示出黄奕住回国前后分别以商业和金融业为投资核心的变化趋势。黄奕住一生对其投资的众多事业的经营管理，经历了回国前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家族管理模式、到回国后采用家族管理与专业人才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的变化。为了探究发生这种变化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作者从黄奕住的企业发展史、个人成长史以及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等角度入手，认为黄奕住这种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很自然和经济的，是随着经济形势与自身经济力量的发展，而进步，而现代化。这种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将各个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考察，使得对黄奕住企业管理思想的评判更加客观而充分，并因多学科分析而更加深入。

    作者透过个体剖析社会，通过华侨经济揭示闽南地区独特的侨乡文化。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地域文化的推动。近代闽南华侨经济的发展和成就的取得，实与闽南地区独特的海洋文化、家族文化以及华侨文化密切相关。如闽南地区之所以能产生数量众多的华侨，除了特殊的山海环境作为推力外，华侨文化中所包含的互帮互助、族缘、乡缘等因素则是出国华侨在商海浪潮中易获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书在原版的基础上新增了“家庭制度与家庭生活”一个章节。作者以宗族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引用莫里斯·弗里德曼、陈达、陈支平等学者对闽粤台地区华侨家庭广泛存在的“两头家”制度、一夫多妻制与婢女收房制度、养子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闽南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着手，以不褒不贬的态度分别就黄奕住存在中国和印尼两个家庭、拥有两个妻子四个妾、十二个儿子中有六个为养子（前三子均为领养）的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黄奕住的这些家庭现象实乃近代闽南华侨社会的缩影，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观念以及华侨群体特有的生存环境是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所在。

    作者以黄奕住的家族生活形态为个案，进而引申出对近代闽粤台侨乡社会普遍存在的融合“两头家”制度、一夫多妻制、养子制度的家庭组织结构的考察。在集中这种家庭组织形式特点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可以将这种形式命名为“制度家庭”或“习俗家庭”（第361页）。这些对侨乡社会家庭形态的剖析和总结，高屋建瓴，对侨乡文化的理论建构做出了积极贡献，给后学者提供了一定的思考空间。同时，这也体现了作者在开篇即为自己定下的第三条写作规则：“通过这个人看出他活动的那个年代，那个地区的社会环境；通过这种社会环境，使读者了解到那时那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三、求用

    “求用”即资鉴于现实。揭示真相，总结规律，指导实践是史学研究者的共识。众多的调研报告和研究成果显示，家族企业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家族企业研究仍远远滞后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基于中国制度与现实背景的家族企业研究在未来亟待进一步深入。在中国研究家族企业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书中，作者更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针对中南银行的家族委托制管理模式进行跨学科分析。家族企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使得家族企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必须将经营权让渡于职业经理人，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委托管理制度。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委托人和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效用函数（目标追求）的不同，很可能最终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本书作者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直观展示了中南银行前后管理模式的转变及其原因。

    黄奕住自印尼发家之日起，一直实行家族管理模式，指挥高效灵活，成本意识强。而当家族经济的核心转向一个新领域——金融业时，他却不得不另外聘用熟谙银行业务的胡笔江担任总经理，而自己担任董事长，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管理机制。但他同时也安排自己的儿子进入银行管理层，并不完全放弃家族管理，对中南银行实行 一种委托型和家族型相结合的模式”（第169页）。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委托型”模式。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解读，作者看到，随着业务的开展，黄奕住发现委托制要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且要承担更大的“道德风险”：代理人胡笔江以权谋私，并因管理不善导致银行巨额损失。这促使黄奕住最终在胡笔江去世后将总经理一职交给自己的儿子，中南银行又完全回归家族式管理。作者认为：“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约束条件下，越是依赖外来资源，引入非家族经理人的企业，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越具有风险性和不稳定性。”虽然从长远来看，家族制向委托制的转变是企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近代中国，委托代理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中南银行从“两权分离”重新走向“两权合一”，无论是从黄奕住个人的管理经验还是企业的未来发展来看，都是更为合理的选择。因此，家族企业采取何种管理模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时制宜。

    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促进知识的融通，是当前史学研究不可逆转的趋势。赵德馨教授在经济史学领域耕耘多年，参与新版修订的马长伟副教授乃中南银行问题专家，二人均有相当的经济学造诣，能够运用多种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对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在论述黄奕住对中南银行的经营管理时，作者在旧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重要一节“黄奕住管理思想的发展与中南银行管理制度的变化”，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中南银行管理制度的前后变化。基于此，该书无疑为家族企业传承、治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历史案例，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四、结语

    作为一部传记史作品，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又历经多年精心修订，堪称近年来此类著作的杰出代表。然而书中依然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完善或讨论。

    首先，本书对黄奕住回国后在商界、政界、学界、绅界的关系网络进行了详细梳理，但对其在印尼乃至东南亚的社交网络则着墨较少，难以完整看出其在国外生活经商时与众多华侨间的往来联系。黄奕住在印尼、新加坡等地的房地产投资是其早期核心业务之一，仅次于糖业。但书中对其海外房地产经营仅在注释中略有提及（第377页），相较于对厦门房地产业投资的大篇幅详细论述，显得过于简略。这也使得读者对其前期的商业网络无法有一个更全面的把握。这是本书在内容方面可以进一步补充完善之处。

    其次，书中在论述黄奕住所创办的中南银行厦门支行及相关金融机构起到的“挤走外资银行和外国货币”（第255页）的作用时，认为台湾银行厦门支行于1927年4月19日宣告倒闭，是因为当地华资银行增设而夺走该行业务导致的。此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日据时期，台湾银行于此时关闭乃是受到日本国内昭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受到台湾银行曾提供大量贷款的铃木商店倒闭的牵连。台湾银行在中国所有支行，包括上海支行，均接到总部指令，自4月19日开始临时歇业三周，即21天。因此，作者的此种说法有待商榷，需要更多的银行存贷款等业务数据作为支撑。

    再次，本书史料宏富，作者花费多年时间先后到厦门等地搜集了大量档案、原始手稿以及黄奕住后人所藏私人资料。但这些史料主要以国内所藏为主，国外原始文献则较为缺乏。黄奕住在南洋生活长达35年，这段时间正是其事业第一个辉煌期。他最后成为爪哇糖王，其商业经营对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经济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因而补充搜集这些国家及相关殖民政府对黄奕住的记载和报道，对进一步完善黄奕住的国外生活经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书中还有一些人名错讹，如林尔嘉“三子林鼎华”应为“林鼎礼”（第328页注释），厦门大学“陈光明教授”应为“陈明光教授”（第415页）。

    总体而言，本书虽名为传记史著作，却为读者同时呈现了一部近代华侨经济史、侨乡文化史、厦门城市发展史和一部商贸金融史。在写作上，本书既具有传记作品的文雅言辞，又通过征引丰富史料，展现史学研究的严谨；既通俗易懂，又兼具多学科的精深专业分析。此外，书中还饱含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之情：以黄奕住为例，总结归纳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现代意识。

    瑕不掩瑜，作为一本华侨人物传记，本书将为推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为华侨史研究注入动力。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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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