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在做“无用”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学术研究无用论，这对于80后一代并不陌生。

    80后的代表性人物韩寒曾言，数学仅需学到初二就够了（后修订为初一），当年得到不少粉丝的推崇。

    可时下，人类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工作及生活的极大便利，因此，几乎所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再重提“数学无用论”。毕竟，以市场买菜为学科“有用”的标准显然仅是叛逆时代的反智之语，不可当真。

    但之于法学研究，这样幼稚的问题依然存在，仅是换了某种“表述”。

    例如，经常有人问我，研究意大利刑事诉讼及证据制度“有用”吗？能解决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吗？

    从根本而论，今日的“司法实践有用论”与昨天的“市场买菜论”具有相当的共性。就如同数学的功用自然可以买菜，但又何尝仅是为了买菜？比较法研究自然对中国有借鉴或反思意义，但何尝仅是以中国司法实践为参照？倘若仅需将案子办好即可，那么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职责区分何在？

    正是在这一庸俗“有用论”的指引下，中国一些重要的基础学科正在萎缩，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甚至出现人才断档的窘境。法学研究亦同。热门话题在短时间内刊发了大量重复的论文，却又在更短时间内速朽。基础性的研究鲜有人问津，大量的学术精力被投入到政策性的命题中。更年轻一代的学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表才“有用”，不发表即出局，且似乎这样的风气正在加剧。

    我并不认为，面对中国司法实践问题的研究不重要，但不能狭隘地理解“有用”，也不能秉承唯一的“有用”标准。学术研究应有多元标准，鼓励百花齐放。

    当然，我也很清楚，寥寥数语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但有所坚持，也应是学者本分。

    这个意大利刑事诉讼制度及证据制度专论系列，将持续推出多卷，不求“有用”，仅是为了满足学术好奇心。我知道我在做“无用”的事。

    感谢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游雨泽博士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文献，没有她的支持，这部书稿很难按期完成。感谢证据科学研究院提供了宝贵的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三编辑部编辑们的细心编辑，没有这些师友们的支持，这部书稿同样无法及时呈现给读者。

    是为序。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