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出版社《维新旧梦录》（订购）

　　晚清知识分子力求“开眼看世界”，但对于如何拯救国家危亡，他们大多寻求古人智慧，从中国漫长历史和儒学理论之中探索出路。对于近代世界各国兴衰成败的借鉴，虽有薛福成、王韬等名士鼓吹，终究并非主流，幸而康梁等维新派人士推崇审度世界经验，零零散散地写下了一些“外邦启示录”。朱维铮先生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之中，就收录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文字。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但毕竟是一个缓慢过程。清中叶之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读书人对西洋所知不多，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是少有的几种介绍世界各国之作。其中，《职方外纪》囊括了亚欧非美澳等大洲，列举了世界大国的历史与物产，纪昀评价它“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此言倒也中肯。其后，康熙年间南怀仁等人编有《御览西方要纪》，与艾儒略的范式相去不远。

　　然而，这些著作略显过时，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多数国家发生剧变，早已改头换面。故而，魏源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显得尤为可贵，为朝廷出谋划策的士人们得以借此了解世界大势，熟知列国得失。

　　只是，即便在洋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夷夏之辨、体用之争仍是诸多言论之禁脔。魏源曾言，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那么，中国可否师法西方，又能师法何物，一度是问题的焦点。先后受到曾国藩、李鸿章器重的薛福成执意冲破这层阻碍，他在《筹洋刍议》的“变法”一节里辩驳道：“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

　　在寻觅合适的师法榜样之际，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值得借鉴的教训。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担任过出使英法大臣，也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对俄谈判，康有为倡议变法之时，希望他出马撑起门面，梁启超则誉之“身临危难，无一失体”，在《中国先睡后醒论》里，曾纪泽提醒众人，“富国”的要义不只在于“强兵”，他举出土耳其为例，写道：“前者土耳其国，自以为有战船数艘，兵若干，即可并列于强大国之中，而可无所作为，迨屡为俄所败，始知其误。惟中国决不肯蹈其覆辙。愚意一国之强，不在兵多，而在亿万之民，力作以济军实。兵之于国，仿佛躯壳，民则为活泼之心，实能使兹躯壳存立运动。不幸土耳其不知其理，遂致屡败。”

　　对曾纪泽颇为推崇的梁启超，在《论不变法之害》里，也提及了土耳其之失：“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此外，他还遍览诸国盛衰，历数了印度、非洲、波兰、西班牙与荷兰顽固不化、因循守旧的恶果——“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非洲广袤，三倍欧土，内地除沙漠一带外，皆植物饶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开化，拱手以让强敌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

　　至于师法哪些国家，《维新旧梦录》总结道，王韬一再称颂英国的“君民共治”，李善兰断言未来世界必定“一以米国为法”，马建忠则笃定“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法国政体最为有利。不过，英美法国情，与晚清政治实践大相径庭，逐渐失去了舆论市场。以办报为业的王韬拥有国际视野与敏锐嗅觉，他目睹了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突飞猛进，表露了取法日本的倾向：“日本，海东之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铸钱，并其冠裳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

　　甲午以降，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梁启超考量了近代崛起之国的历程，认为以俄、德、日为师是务实的选择：“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而一道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则在力劝光绪皇帝效法俄国，他写道，“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于中国同。其始为瑞典削弱，为泰西摈鄙，亦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两人分析皆可谓切中时弊，也颇为迎合君主意图。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末新政的改良方向，也大致遵循了他们的判断。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显而易见，统治者由衷赞许日俄风格，但这无法拯救清廷的命运。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