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内外：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性别再现和主体塑造》（订购）

刘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句话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对理论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被有些人用作抵抗理论的口号，然而，在接触了各种理论之后，无论这句话是谁说的——有人把这句名言归于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我都认为这句话是对理论的本质与作用的误解。

　　理论根本不是要跟生命争夺色彩，从而显出理论的苍白，理论的本质与作用是帮助每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并改变这个世界。任何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对世界的理解都是有理论的基础的，没有理论而思考的人是不存在的；以此推理，去理论的文学解读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即使那些宣称自己没有理论的人，他们也是在自己无觉知的情况下运用着某种理论理解文学。

　　理论的功能是看清与穿透，犹如一副副眼镜，帮助我们看清世界或事物；犹如具有特殊矫正功能的眼镜，帮助我们的肉眼穿透世界的结构和本质；当然，理论的根本作用在于影响我们的判断和最终的行动。比如，源自西方的人本主义帮助人类改变对权威的信仰，使得人类把权威的权力从神权那里夺过来，回到人本身，人代替了上帝成为一切事物的权威，人权大于神权。这种夺得了权威的人本主义带来了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至今还是我们奉为圭臬的理论。可以设想，未来当人类进化成赛博格，人本主义将失去作用。再比如马克思主义帮助自十九世纪中叶的人们认清阶级的存在以及上层建筑与物质基础的相互作用关系，这种理论直接指导了二十世纪初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给二十世纪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所以任何怀疑理论的功能的人，并不是没有理论，而是自己意识不到理论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往往是看不见的，是隐性的。

　　刘希博士的这本文学研究著作是一个学者有意识地以理论，特别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为指导，阅读和穿透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历史和具体作品的成果。刘希博士的这部著作试图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文学百年来几个主要时代的作品，其目的是发掘出新的时代精神，以及新的对时代精神的表达和文学再现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时代精神和文学再现包括：“五四”新女性的时代精神，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妇女的时代精神，改革开放后底层妇女的时代精神，以及科幻小说中的人与电脑结合的“女性赛博格”的时代精神。

　　实际上，刘希博士所用的理论框架是多重的，为了洞察她阅读的作品的阶级性，她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为了洞察性别关系，她运用了女性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为了洞察中西文学的地域与政治关系，她运用了后殖民主义；为了洞察作品中人物的权力关系，她运用了结构和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解构主义；为了洞察全球资本主义在作品中的再现以及女性的主体在文学中的建构，她运用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为了洞察近十年来异军突起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她运用了后人类主义女性主义。

　　这种对理论的灵活运用，说明了刘希博士多年来研究的理论功力，也说明了理论的功能。我在此再次重复：各种理论都是一副副眼镜，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事物，避免盲人说象式单一理论的自以为握住了真理的盲目自信。而“真理”永远是多方面的，穷尽我们的思考，我们最终做的，可能也就是接近“真理”而已，对任何自称是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理论，我们都必须谨慎地审视，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着单一的绝对正确的真理。西方的中世纪曾经有一千多年坚信上帝是最终的阐释者这种“真理”，如今在人本主义理论的眼镜里看来，这简直是缺乏常识。未来，当人类演变成“赛博格”物种的时候，今天的人本主义理论也会显得荒诞不经。

　　刘希博士运用的理论都写在她的第一章里，阅读这一章，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论的过程，我有些眼花缭乱。刘希博士用“后”这个字指称这些种种理论，虽然这些理论在“后”之后是怎样跟这些理论的原本有什么不同，我非常存疑。比如，后结构女权主义跟“结构女权主义”到底是否有本质的不同？种种“后”主义是以时间先后决定的还是理论本身发展的新阶段？坦白地说，这些冠以“后”字的理论，让我甚为困惑，好像“后”字一贴在这些主义的前面，这些理论突然都变得费解起来，但我还是赞赏刘希博士的眼界和理论综述的能力：理论是非常必要的，刘希博士娴熟地运用各种理论，仿佛换用不同的眼镜，让读者从各种角度重新发现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

　　刘希博士运用理论的目的是揭示作品中不为作者所知或不为读者立刻明知的隐含的意义：她用女性主义这副有洞见的眼镜看文学作品，帮助读者清晰地看到文学作品中的性别关系或性别关系的再现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压迫、剥夺和统治；正如她也用马克思主义看文学作品，帮助读者看到文学作品里阶级的权力、压迫、剥夺和统治一样。刘希博士的理论运用与作品解读，的确对我们这些文学学者早就耳闻目详的作品发掘出了新的意义来，但对普通读者，这本书恐怕难以让他们进入，所以这本书主要是给同行读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同行才能看出同行的功力，同行的深度。

　　但这本书也不单单是给同行读的，我觉得一般读者可以从理论跳到作品解读。我很赞赏刘希博士的具体解读，这也是本书的后两部分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底层女性在文学中的再现以及科幻小说中的性别叙事，有刘希博士独到的观察和穿透，我建议大学里的文学分析课应该参考刘希博士对这些作品的分析，因为这些分析帮助读者认识改革开放后的女性的时代处境，也穿透了这个时代的精神。

　　比如，时代变化，社会主义时代具有社会地位的劳工女性包括“铁姑娘”等变成了“打工妹”“家政工”，文学中的底层女性怎样回应时代对她们位置的重新安排？结果是不出所料，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把底层妇女描绘成“基本上都是城市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受害者形象”。刘希博士详细地分析了几部作品，把保姆即家政工女性放在“现代性”，特别是“后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的框架里来考察。她对这几部作品的阅读——张抗抗的《芝麻》（2003）、孙惠芬的《一树槐香》（2005）、盛可以的《北妹》（2003）、林白的《妇女闲聊录》（2005），展示了二十年来底层女性在文学中的呈现的复杂性。刘希博士的分析也让我得出结论，“底层女性”这个文学类别（literary trope）在女作家的笔下大多是走回了“五四文学”再现底层妇女的老路。

　　刘希博士对男性八零后作家陈楸帆的作品《荒潮》（2013）的讨论则具有研究意义上的开创性。科幻小说在中国是一个相当新的文学类别，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进入这个领域有颠覆性意义。年轻的男性作家陈楸帆创造的赛博格女性“小米”虽然具有“新人物”即一个正面的科幻女性人物的意义，但最终如刘希博士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也是老路一条，也没有走出“对女性苦难的陈列，而且仅限于陈列”。她对这部小说的女性主义分析洞察了以男性写作为主的科幻小说中的性别本质主义的内核，即“女主人公没能摆脱被本质主义化的文本修辞命运，对其主体性的想象因基于传统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而是有限的，无法创造关于‘性别’身份的新的可能性”。我怀疑，在一个女性主义理论基本不被男性学习的社会，男性作家无论年老还是年轻，能写出什么新东西来。

　　刘希博士比我更相信未来，她在本书的最后这样写道：“笔者期待在未来中国的科幻创作中，有从赛博女性主义视角对‘赛博格’的想象和形塑，在‘后人类’问题的探讨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书写模式，贡献出一种试验‘跨越边界’的革命性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科幻文学。”

　　刘希博士表达了对理论的行动意义的坚信，她希望未来的文学可能在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新的作品来。我也希望这样，不过我比刘希博士要悲观一些。我更希望也强烈建议刘希博士的这本研究著作有读者细读，特别是那些渴望写作的未来的作家们，这是一本极其有参考意义的研究著作。这就是理论的最终作用：改变世界。

　　这本书的分析和探讨，毫无疑问，能给写作者提供新的角度去阅读作品，从而写作新的作品。我跟着刘希博士一起相信：未来的文学写作者，不懂女性主义理论，你的作品很可能是老调重弹，无论你写什么；女性主义理论将帮助你找到新的写作视角，激发你写作新人物的可能，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将帮助你找到一条独创的写作之路。

　　文学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理论热后一直在各种理论的指导下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色，各种理论都在对文学的产生、创作、接受和意义进行梳理，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是生命力最强健的一只，刷新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发掘了新的可能，刘希博士的这部著作就是这个理论建设的一部分。这让我想到菲律宾历史学家芮纳托·康斯坦提诺（RenatoConstantino）在其影响深远的《菲律宾：对过去的继续》中所说的：“人民的历史必须是对过去的重新发现，为了再利用过去。这样的历史必须以一种可以解释现在的眼光来处理过去。”从这个角度看，刘希博士这部研究著作的历史与政治意义正是如此。

2021年12月

于美国亚特兰大厂房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