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1922—1927）师生诗文书信选》（订购）

胡申生 编注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的精神

施蛰存

　　原载1925年10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现选自黄美真、石渠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8页。

　　施蛰存（1905—2003），浙江杭州人。著名学者。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上海大学，今天已举行一周纪念会了。我呢，入校还不过一个多月，然而我却自信，我知上海大学已深，今天我该讲几句话。我个人的回顾，大学生的生活，到现在也恰好满足一周年，今年暑假以前，我也曾在一所大学里做过学生；但我总觉得丝毫没有得到一点大学生的学问，也没有干过一些大学生应有的活动。我所得到的，至多只能说住过好些时的高大洋房，多记得好几个英文名词罢了。我早在报纸上和上海大学的教授的著作中，看出上海大学的精神，决不是和旁的大学一样。我相信我自己的观察是不错的，于是我毅然决然的进了上海大学，虽然有好多人劝我审慎，我总不信。现在上课一个多月了，就我的观察，愈使我觉到上海大学是有特殊的精神，但我既做了上海大学的学生，我来讲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免有〈人〉要说我太会称赞自己，所以我敢声明，这一篇文字我是写出来供给社会做考察资料的；上海大学究竟怎样，请大家严正地看看。

　　（一）上海大学的学生

　　学校当然以学生为本体，所以我第一先说上海大学的学生。我曾听见一个人说：“上海大学的学生，都是自觉的青年”。我确知道，有许多人想来上海大学，而一看见简陋的校舍，便向别处去了；现在三百个同学中，从四川、陕西、安徽、广东、湖南等处来的很多，他们虽也盼望已在计划中的宋园的校舍早日告成，但平时却只注意于功课和自治等等问题，很少不满意于校舍太湫隘的。因此，我便知道，上海大学学生的精神。他们秉着刚毅不拔的勇气，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到这上海大学来，不是来享福，不是来顶大学生招牌。他们是能忍苦求学，预备做建造新中国的工人的。

　　大学生所吸收的知识和学问，决不完全在书本上，也不在教授口中。但现在国内有许多大学生，他们的吸收知识学问的方法如何？课堂、自修室之外，一步也不走开去，读书之外，一句也不响；写笔记翻字典之外，一动也不动。这样偏狭而死的方法，上海大学的学生是不甘采用的。

图注：上海大学青云里校舍 闸北青岛路青云里（今静安区青云路上海市第六十中学）（1922年10月23日—1924年2月）

图注：上海大学西摩路校舍  公共租界西摩路29号 （今陕西北路南阳路路口）（1924年2月—1925年6月）

　　（二）上海大学的教授

　　上海大学的教授，主要不是以教授糊口的教授。他们很热心地聚集在上海大学，将他们所研究到的专长，指示给他们的学生。在别处学校里，我知道教授的面孔是冷的，而大学教授尤其应当庄严，即使这位教授生性和善，也不得不在授课的时候妆几分的庄严。这样可笑态度，上海大学的教授中竟一位也找不到。

　　上海大学的教授，虽然都不是住在校里，虽然他们只是每天跑来上课。但他们无论如何，对于他们自己所任的学科，都能负责。不像别的大学教授，跑上讲坛，口讲指画了一点钟，便跑了，一切都不管。这样的教授在上海大学里也一位寻不出。上海大学的教授，既担任这一门学科，他总能切心的研究他将怎样使学生了解？怎样使学生研究这学科比较的容易些？怎样使学生在这学科上得到些利益？这些都是上海大学的教授所愿意为学生研究的，他们都能负担这全部责任。

　　上海大学教授的真精神，想读者总已在杂志报章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中看出。他们并不愿意一天到晚坐在讲坛上死教学生，他们也很知道大学生—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在研究学问之外，还有许多事要做。所以在旁的大学中的教授以为应当阻止学生，压迫学生的事，上海大学的教授却偏偏都很热心地帮助学生，指导学生。

　　有他们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不能不对于他们表示谢意。

　　（三）上海大学学生所做的

　　上面我已曾指出上海大学学生特殊的精神。但最能够表现他们的精神的，当然要看他们所已做的或要做的事了。所以我再写这一节“上大学生所做的”。

　　1.在政治上，上大学生绝对主张大学生不宜干预政治。在这样糟、这样没廉耻的北京政府之下，在这样敢说不敢做的民气之中，上大学生抱着绝大的心愿，要竭力扫除一切，要将我们现在应当归依的真正救中国的目标指示给国民。这是上大学生在政治上所要做的。

　　2.在社会上，近年来，各大学中，社会学系—是很时髦的一种学科，于是有不少学生纷纷地选这门科学研究了。但就我个人所知道的，除了少数大学和少数切心研究的学生外，竟有不少的社会学系学生，他们至多只好说每天读几十页很高贵的英文本社会学书罢了。他们的教员多半是外国人，他们所用的书本，全是原文本。我们不能说他们并没有研究社会学，但他们实在不过研究那适合于外国的社会学罢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没有那些对于中国社会情形隔膜的外国人，非不得已不用不合中国社会的社会学教本。上海大学中的社会学教授，都是社会学研究者。他们将自己编的讲义授给学生，这比较那些用外国人教英文本的社会学，毕竟谁切实些啊？“我们研究我们的社会学知识，参考外国的社会学学说，预备实用于中国社会。”这是我在一位社会学同学口中所听到的。

　　3.在美术上，我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上海大学美术系同学的组织画会。在开课一星期之后，立刻就听到他们发起组织画会的呼声，再一星期后，他们画会居然成立了。天天我总看见美术学系同学拿着画具，从事工作，我也看见了他们好几种美丽的作品。

　　4.在文学上，有一百多学生的中国文学系，在上海大学或在上海任何一大学，比较上不能不算独盛了。在这一百多学生中，有的能做诗，有的能做小说，有的能做剧曲，在各文学刊物上，也常常能够看见他们的作品。现在文艺研究会也成立了，我们只拭目看他们研究所得的成绩罢。学英文系虽然只有三四十人，在别的大学里，或者要算人数最少了。但上海大学的英文系，虽然比较的人数少些，可是他的精神却不见得不佳，和美术系的画会，同时组织成立的，便是它的英文演说会，每星期我们能听到他们很流利的演说练习，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精神却因此而愈显了。

　　以上三段文字，我写完了，我便加上了一个题目叫“上海大学的精神”。因为我曾经历过些时不像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所以一进上海大学立刻就觉得两样，虽然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但在这样活泼的上海大学中涵泳着，我也不知不觉地好活动起来，我觉得精神比形式十分重要，深愿注意教育的人，对于我这简略直率的文字，赐以批评和指导。

　　上述内容出自上海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1922—1927）师生诗文书信选》。

来源：上海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