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订购）

宗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编者按：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构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正是这样一部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升华到数理模型视角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专著，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倾情撰评。

讲述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故事——评《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

刘伟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构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泉。特别是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简政放权，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了市场经济理论创新。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有序地融入了全球化，同时推动了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理论创新。因此，中国故事的核心就是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这是推动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金矿”。

　　中国走了一条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有机结合的道路，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对立迈向统一进行了深入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两者的有机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研究范式变革指明了方向。我很高兴看到作者正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

　　一、中国故事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经济保持了40多年的平稳增长，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逐步提高。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未来还将持续增长，而巨大的消费市场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引擎。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质、量、速度的有机统一，没有发生大的经济金融危机。从加入WTO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一方面，中国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看作统一体，让“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中国实践的伟大创举。另一方面，在借鉴各种理论和实践方法的基础上，中国结合自身实际，摸索出一套比较合理的改革原则和方法，比如坚定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问题导向，以及“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统筹协调、稳中求进总基调等，从而形成实践中的不同组合方案，积极开展试点，并根据实践的效果进行推广或调整。

　　二、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困境与创新突围路径

　　经济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困惑，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相关的质疑。作者对与这些困扰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逻辑上的分析。

　　（1）市场与政府究竟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几百年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绕不开这个问题。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就存在政府和市场的矛盾。此后，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理性干预之间的争论都是在市场和政府中二选一；当然，不同时期的对立程度有所差异。在实践中，市场机制可通过“看不见的手”提高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但也有其局限性，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适时发挥调控作用。应该说，不同学派在表达自身观点时都有其合理性，而在批评他人时又都有其局限性。较好的方式是从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转向更高层次的统一关系，即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也要接受精巧的大统一的经济学还在天边的现实”，也就是要接受市场的不完美和经济学理论走向统一。

　　（2）经济学理论聚焦于均衡状态的研究是否合理？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绝对均衡的状态，但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却以此为研究对象，这决定了经济学理论通常是研究某个特定状态的。在不同特定状态下进行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其结论也不同，因而经济学理论出现的奇特景象必然是学派林立。如果对于确定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人可以给出不同的结论，那么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一定让人质疑。

　　（3）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潜在经济增长，还是实际经济增长？索洛经济增长理论是几十年来最流行的，其研究的是潜在经济增长而非实际经济增长。研究潜在经济增长有其合理性，但并不能代表实际经济增长，正如不能用潜在军事家标准来评判某人是不是军事家一样。

　　（4）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该包括哪些？大家熟知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来自凯恩斯理论，但凯恩斯理论仅考虑需求侧，而宏观调控目标要求综合考虑供给侧和需求侧，因而它给出的四个目标的合理性是让人怀疑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能够反映供给侧结构性变化的相关指标。

　　三、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模型探索

　　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中，经济模型的构建至关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数学的作用。经济学可以分别从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两个维度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在本书中，作者运用这些核心成果，将“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不同于以往经济理论仅从纯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而是综合考虑市场与政府相对独立的重要作用,是一个创新的研究思路。

　　这个研究思路也丰富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内涵与标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事实上，一个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且是由“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的体系，就是市场经济模式。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各类市场经济模式各具特色：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以欧洲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的福利型市场经济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美、欧总是抨击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这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美、欧等政府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只是在其经济模式中市场成分的占比有所差异而已。

　　中国的实践推动了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中国对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既承认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又与萨缪尔森综合考虑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逻辑相一致，但在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健全了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有机结合的调控体系，使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兼顾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鉴于此，宏观调控理论成为一个集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于一体的调控体系，两者贯穿始终，只是在不同阶段，根据经济中总量与结构问题的突出程度，对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来，中国对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的组合运用，就是很好的说明。

　　四、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意义与黄金发展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契机。本书通过综合思考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框架。这是在借鉴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的一种创新探索。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动态运行规律的科学，我们相信：一个源自实践并且服务于实践的经济学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更广阔的适用空间——它既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为经济学理论创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得出结论：如果在某个时期，一国或全球部分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环境，而且随着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转型升级，能够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又没有出现供给与需求的巨大失衡或危机，则可实现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即可望迎来黄金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就经历了持久的黄金发展期，是比较好的例证。

　　五、国际贸易理论创新与全球化的未来

　　中国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这既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缔造者——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理论的遵循，又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反映。作者通过相关模型得出结论：两国间产品的交易并不是简单地由要素禀赋决定的，而是由两国动态综合竞争优势决定的。动态综合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包括初始期的要素禀赋、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变化及相关政策配合等。动态综合竞争优势是可变的，并存在一个转换点。这意味着一国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产品或行业并不是难以超越的，在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实现产业追及和超越是可能的。

　　国际贸易应当是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同时要确保自由贸易发挥主导作用与有限的保护相结合，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才能算是国际规则？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内法律法规不应是国际规则。维持相对公平的贸易条件以及有限的保护，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公平贸易不等同于一国利益最大化，这需要在国际规则的约束和协调下进行；与此同时，一国法律也不能超越国际规则而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这样才可以保持国际贸易体系的大致平衡，避免恃强凌弱局面的出现。因此，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也是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有力武器。由此可见，全球化不会终结，只会在闭关锁国和绝对全球化两个极端情形间发生变动，但基本的方向仍是不断前行。

　　六、迈向和谐共赢的理性治理之路

　　作者在最后一章从经济理论的思维差异出发,探讨了东西方文明演进和治理差异问题，展示了逻辑的一致性。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表明，东西方沿着两条路径分别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作为2020年世界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社会的医疗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深刻冲击了人类文明理念，甚至还将带来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促使人们开始深入思考：自由应该是无条件的，还是需要一个合理的边界？未来的全球治理是回到“丛林法则”下的治理，还是迈向和谐共赢下的治理?我们期待全球各国着眼于未来，理性、客观地面对现实，摈弃“双重标准”，有效控制和防范疫情，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推进，共同迈向和谐共赢的理性治理之路,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