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订购）

胡申生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出版

　　大凡为人物立传，为团体、单位作史，其基础是详尽地搜集占有资料，再行排比梳理，在此基础上撰成年谱或辑成编年事，纵向叙年，横向辑事，冀使读者得以了解传主或为史团体、单位之全貌。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说：“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章学诚这里讲“年谱之体”对于立传作史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976年以后，上海历史研究所方诗铭恢复《竹书纪年》的辑证工作，并得同所王修龄的大力帮助，撰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责任编辑为内子姜俊俊，我因得以了解这本书撰述、编辑、出版的全过程，并从中略窥散佚典籍搜集辨证之门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出版后，蒙方诗铭先生错爱，邀我协助他作《东观汉记》辑佚工作。几年中，在方诗铭先生的耳提面命下，遍访典籍，搜寻耙梳，认真抄录，辑成《东观汉记》佚文一册呈方诗铭先生。不料方先生尚未及作辑证工作，于2000年遽然西去，《东观汉记辑证》遂成方先生未竟之愿。然而，几年跟随方先生做辑佚“笨”工作，却使我从中学到了一些史料搜集校正的粗略功夫，懂得踏踏实实地做好史料基础工作对为史作传所具有的重要性。

　　2013年，上海大学建“溯园”，由我和党委宣传部的谢瑾撰《上海大学（1922—1927）大事记》。稿成以后，遂发愤撰《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在学者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按年月逐日查寻辑事，于2018年9月撰成初稿，得十余万字。2020年编著出版之《从上海大学（1922—1927）走出来的英雄烈士》、2021年编著出版之《他们从上海大学（1922—1927）走进新中国》、2021年编注出版之《上海大学（1922—1927）师生诗文书信选》以及2022年所著之《上海大学（1922—1927）全史》，无不得益于《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稿本。

　　从2020年开始，上海大学推出“校史工程”计划，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党委宣传部、文学院、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陆续从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地区）革命纪念馆、陈列馆、校友后人，以及俄罗斯等新搜集到许多珍贵的史料、资料和档案，于是，又对《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初稿作了修订补充。在此过程中，得上海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洪佳惠襄助甚多，通过电话、微信沟通，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良有以也。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存世时间五年不到，先后两次遭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当局的武力封闭，档案遭毁散失，后又遇兵燹之祸，档案在运行途中罹难，现存档案不及原十分之一。有人编史，往往虑史料过多而愁精选之难，但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则每每有史料疏阔之叹。因此，凡事涉上海大学，即便细枝末节，均不忍弃去而编入书中。集腋成裘之念，还望读者体谅。
　　
　　2022年是上海大学建校100周年。《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的出版，可对这所红色学府的了解和研究多一份资助。然而限于著者的视野与水平，难免会有疏漏舛错之处，还望读者多予指正和补充，不胜感谢。

　　本文为上海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1922—1927）编年事辑》自序。

来源：上海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