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精装版）》（订购）

[加] 马克斯·范梅南 [荷] 巴斯·莱维林 著
　
陈慧黠 曹赛先 译

李树英 审校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也许你曾在不止一处见过别人家孩子密密麻麻的日程表，这其中有家长、老师安排的，甚至也有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孩子的时间以分钟为单位进行切割，多长时间吃饭，多长时间学习，多长时间娱乐，甚至吃什么、学什么、玩什么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看似高效、精确、缜密、劳逸结合、无可挑剔的日程表背后，除了对孩子、对自己生活的掌控，似乎也隐隐透露着一种不安，一种焦虑：时间不能够被“浪费”，只要一停下来就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可是，童年，乃至人生，真的只是这样吗？

　　躺在草地上看云、坐在窗前听雨的时光，那些无所事事的时光，真的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吗？

　　我们的孩子是否还能享受“空闲时间”带来的愉悦呢？

　　额外的零钱指的是必要的开销之后（如食物、住宿以及其他开销和小小的奢侈花销，如看一场电影、买一盘音乐光碟或喝一杯咖啡）所剩的零钱。相类似地，空闲时间指的是放学之后、工作之余及放松之后所剩的时间。空闲时间与闲暇时间不同。闲暇发生在放学之后、作业完成之后或者其他工作责任完成之后。闲暇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行动，从字面上说，闲暇（leisure）指拥有快乐的执照（license）。但是闲暇时间似乎已失去其“拥有空闲”的意义。闲暇或娱乐时间与纯粹时间过剩或者时间有余不一样，后者是指“什么也不做”的时间。

　　在教会学校这样完全机构化的环境中，或在每一分钟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寄宿学校里，什么都不做显得非常重要。像前面说的日托中心一样，在教会学校这样的地方，纪律、控制和监督的意义也变成了教育上的问题。若泽·范德斯曼重访了她年轻时待过的女子寄宿学校：

　　那沉重的前门在我身后砰地锁上时，与儿时同样的愤怒感、压抑感、孤独感和无法衡量的被遗弃的感觉再一次攫住了我。“别那么孩子气，”我对自己说，“别胡思乱想了，你离开这儿已经18年了。”

　　然而，那些昏暗的过道，……那些铅框的窗户，……那极其严格的气氛，……那外面世界无法穿透的沉寂的厚墙，……看起来一切依旧。穿黑袍的修女那黑黑的影子随时可能从阴暗处冒出来，用尖厉的声调问我在这儿做什么，为什么不和别的孩子一起待在住处或学习大厅里。

　　最令我发疯的是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在那时，当私立学校仍然被称作普通教会学校或像我待过的那种女子教会学校时，隐私根本就不存在。每天都非常严格地被划分为“起床—早餐—上学—午餐—上学—晚餐—学习—就寝”，即使在正式的日程表上，也找不到可以避开永远在场的修女们怀疑目光的时候，哪怕是一秒钟。不管是谁，想悄悄溜出去15分钟也走不远，因为所有的门都上着锁，而钥匙则深深地埋在管理人员长袍的口袋里。一切都在注视之中。你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得到一个名叫费利西亚纳的性格乖戾的修女的许可。她通常坐在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庞大的身躯挡住通往娱乐室的唯一出口。你如果试着从她身边穿过，她会洋洋得意地问：“你在做什么？你要去哪里？你在读什么？你在谈论什么？你在傻笑什么？你为什么想回房间？这些信件你都是写给谁的？你为什么要打电话？这个周末你干了些什么？你家里人怎么样？”

　　修女们问的问题越多，得到的回答就越少。最后，这些业余教育家们，就会时时惶恐不安、半信半疑，因为她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打破孩子的沉默，于是她们悄悄地拆看我们的私人邮件，想通过好像很秘密的、亲密的谈话方式从一个孩子口中刺探出另一个孩子的信息。

　　教会或寄宿学校对学生生活严格的压迫性控制，以及在那里时有发生的不光彩的秘密，可能已经基本上消失了（尽管它们仍然坚持以精英私立学校的面目出现），然而现代的孩子可能仍然同样缺乏特殊的个人隐私感——在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里的经历。许多孩子的闲暇时间完全被课后的项目——有组织的体育、音乐、芭蕾、游泳、棋类等活动所占用。这些孩子的生活里只有学习、做功课以及严肃的闲暇活动，以至于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没有时间用来挥霍、闲逛、无所事事、无聊地在住处周围溜达，或者在房子周围懒洋洋地休息一下。

　　因此，尽管无所事事的空闲时间看起来没用，但对有些孩子而言，太缺乏这样的时间，可能不是件好事——虽然真正不好的可能是拥有太多无所事事的时间。真正的空闲时间（除工作、学习和娱乐之外的时间）可能对形成孩子的自我个性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因素。这种额外的、没做安排的、剩余的时间，是纯个人反思、做个秘密白日梦的机会。这时候的反思没有受到其他问题、工作、责任或项目的限制或牵引。因为感到如此无聊，人们的精神和思绪可以漫无目的地游荡。

　　手头有空闲时间、感到无聊的年轻人更可能完全自发地安排自己的行动。最终，他可能会做些事情，或者也可能什么也不做：读一本书，去叨扰一下兄弟姐妹，搜一遍过去的旧东西，在卧室的墙上乱涂乱抹一通，照一照镜子，想出来一个新奇的点子，或者只是躺在草地上盯着天上的云看。毫无疑问，某些行动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淘气的行为，但不能低估一个人完全靠自己想出来做什么事情的潜能，这可不是由成年人建议的或组织的，也不是由某个事先订好的计划决定的。许多孩子很少有机会做自己想出来的事，或者做一些纯粹因为无聊而想出来的事。确实，很多孩子很少独自一人待着。通常孩子会靠电视来打发空闲的时间，这不一定是个好事。“电视孩子”不需要体验“自我”，不需要自己负责在这段空闲时间里去做或不做什么事。电视是个被动的监督者，对它而言没有秘密可被隐藏，因为它首先就没有产生秘密的空间。电视占据了孩子的内在空间，他们本来可以用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激发出自由的想象力、“无用”的自我反思、偶发的行为及个人责任感。

　　既然监督和隐私的价值观如此错综复杂，成年人怎样才能有效地处理好监督与隐私的关系呢？与其建议制订条条框框（去限制孩子），不如通过反思对秘密与隐私的性质达到更好的理解。对秘密、隐私和监督的体验及其教育意义十分敏锐的成年人更可能知道如何行动、处理关系，并在具体情境下更好地把握尺度分寸。

　　年轻人真的需要外部空间来开发其内部空间。一方面，许多机构化的环境（诸如老式的寄宿学校，在那里，监督意味着盲目的纪律和严格的控制）不能为孩子提供所需的私人空间。机构化的环境（诸如当代的大众日托机构，许多父母需要上班的孩子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白天“最好”的一段时光）也缺乏空间感。另一方面，即使在不那么机构化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可能也缺乏孩子需要的、有助于内心空间与个性积极发展的空闲时间。以上的例子（日托中心、寄宿学校和缺乏空闲时间）是为了说明隐私的问题在各种大相径庭的环境中都会存在。

　　那么，我们很容易相信，被剥夺了个人空间体验的孩子不能形成和发展其个人的内在空间。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缺乏个人空间的孩子可能不得不转入“地下”，构建双重的生活，一种作为避难场所的秘密的内心生活。孩子过着外在的生活，同时，内心的生活却与外在的准则和期望截然不同。这些内外世界的种种（不相）对应或差异，使得某些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甚至是紊乱的生活得以萌发。

　　尊重隐私权不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是西方社会环境的特征，这一点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得到了表现。展览以绘画、版画、照片和模型的形式展示出，自中世纪以来，卧室在欧洲家庭中占有的不同的空间。17世纪末，卧室变成了展示和炫耀家庭财富的“最好的房间”，而睡觉只是其中诸多功能之一。卧室不是一个私人房间。直到19世纪，隐私才成为卧室的一个特征。正是从那时起，父母卧室、育婴室和病人室才与总的公共空间分开。现在，孩子的房间也出现了，还有青少年的个人卧室也有了。

　　因此，拥有自己的房间可能对自我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孩子经常躲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却很少想过他们独自待在里面时做些什么。我们可能注意到，在需要一家人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磨磨蹭蹭地需要一会儿才能出来。当有一天，在孩子的房门上看到“私人领地！！！请敲门三次！！！”这样的字条时，体谅的父母，如果尊重孩子的隐私，就不应该感到惊奇。

　　本文摘自马克斯·范梅南与巴斯·莱维林合著的《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精装版）》，收入时有删节。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