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画传》（订购）

奚启新 著 杨亮 改编

钱学森图书馆 供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67年前的今天，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两个孩子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到中国。抵达香港后，随即搭乘火车转往内地，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为了实现回国的愿望，这位世界闻名的导弹专家经历了5年多的磨难。

　　今天，让我们翻开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画传》一书，把时间拨回到60多年前，一起回顾那惊心动魄的5年。

祖国召唤

　　1949年5月15日，身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留美科协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教授受党组织委托，通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的葛庭燧教授，转给了钱学森一封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国服务的殷切期望。

（1949年5月，曹日昌受党组织委托致钱学森信函的手抄件）

　　接到曹日昌和葛庭燧的信后，钱学森怦然心动。而不久，他也从父亲钱家治的来信中，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新生的人民政权即将在中国诞生。钱家治在信中写道：

　　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惟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

　　对父亲信中之意，钱学森自然明了。他开始悄悄地为回国做准备。他先后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和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以便渐渐脱离美国军方和政府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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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尽管钱学森已经辞去了一些敏感的职务，但真要回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时，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因为怀孕行动不便，再加上钱学森自己刚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因此，钱学森决定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理由返回祖国。

（钱学森和家人在美国的生活照）

　　时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回忆：

　　1950年的一天，钱来看我，并且对我说：“你知道我在中国有年迈的父亲。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当然，在打仗的时候我是不可能回去的，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我只想请一段时间的假。”我问：“多久？”他说：“嗯，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和他住多久，这取决于我父亲的健康。”

　　杜布里奇关于钱学森的回忆，现保存在加州理工学院档案馆。

　　但事情并没有如钱学森设想的那样发展，就在他为回国做准备的时候，恐怖的阴影，正悄悄地向他笼罩过来……

遭受迫害

　　1950年，麦卡锡主义横行下的美国掀起一股反共排外浪潮。在这场“清共运动”中，许多无辜的科学家被列入了“黑名单”，包括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钱学森也在其中。6月，美国军方致函加州理工学院，禁止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吊销了他的安全许可证。

　　1950年8月23日上午，钱学森拜访了他的朋友、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并告诉金贝尔，他已经决定离开美国。钱学森刚离开金贝尔的办公室，金贝尔立即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他在电话里说：“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金贝尔的这番话开启了钱学森此后几年梦魇般的艰难岁月。他遭受了进一步的迫害。

　　当天下午，钱学森乘飞机返回洛杉矶。他刚下飞机，一个移民局的官员就告知他：美国政府已禁止他出境。1950年9月7日，钱学森遭到美国司法部的无理拘禁，随后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

（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紧急致函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明确否定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对钱学森的指控。

　　在一次听证会上，美国检察官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美国和中国交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学森的律师当场表示抗议：“这个问题与钱学森案没有直接关系。”

　　但法官裁定说：“抗议不成立。”

　　钱学森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钱学森的回答既聪明机智，又大义凛然。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又紧逼道：“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做出判断。”

　　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又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问：“那么，你就不让美国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于的对象吗？”

　　检察官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愚蠢，钱学森立即反击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检察官被钱学森反驳得狼狈不堪。

　　第二天，洛杉矶的报纸上登载了这次听证会的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而有趣： 《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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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各方努力，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最终同意，钱学森可以被保释出狱。钱学森出狱后，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对自己1.5万美元的保释金，钱学森充满讽刺地说：“相比一般绑架者开口勒索1000或2000美元的赎金，我还真为自己不菲的身价感到自豪！”

冲破桎梏

　　1955年6月，软禁中的钱学森无意中从小贩送来的菜篮底下看到了一张中文画报的画页。上面有一张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照片。他在照片中看到了熟悉的陈叔通老先生的身影。

　　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钱学森尊称陈叔通为太老师。这消息使钱学森夫妇十分激动。夫妻二人随即给陈叔通写信，说自己“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钱学森在信中还附上了一张1953年3月6日《纽约时报》剪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驱逐对美国不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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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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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发给陈叔通的求援信及《纽约时报》剪报）

　　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这封来信后，立即把它交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指示正在日内瓦与美国谈判的王炳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1日，日内瓦谈判再次举行。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也为钱学森归国创造条件，在这次谈判举行前一天，即7月31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提前释放了被中国俘虏的11名美国飞行员。

（1955年，中美大使级日内瓦会谈现场）

　　在这次谈判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依然一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当场宣读，使得约翰逊措手不及。

（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致函钱学森，宣布取消对其的禁令）

　　约翰逊立即要求休会，并马上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在铁的事实面前，万般无奈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在8月4日，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

归心似箭

　　获知可以回国的钱学森，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订购回国的船票。

　　从洛杉矶驶往香港的邮轮，最近的航班是1955年9月17日，邮轮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但这艘邮轮只剩下三等舱的票了。

（钱学森归国时订购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三等舱船票）

　　美国时间1955年9月17日下午4点，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洛杉矶港口的时刻。这一天，也是钱学森与蒋英结婚8周年的纪念日。

（钱学森一家来到洛杉矶码头）

　　钱学森一家早早来到了码头。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赶来欢送。特别是喷气推进中心的朋友们，更是依依不舍地与钱学森告别。

（钱学森一家在甲板上合影）

　　钱学森及其家人，历经5年磨难，终于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轮船甲板上，钱学森接受了《洛杉矶时报》记者的采访：

　　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政府。将来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10月8日清晨，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就要驶入香港了。

（“克利夫兰总统”号的就餐证和登岸证）

　　钱学森早早地起了床，望着渐行渐近的香港，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他后来写道：“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

　　当时的香港还由英国统治，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中国政府为了保证钱学森以及同船回国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们的安全，特意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港英当局协商后，专门派了一艘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一行人。

　　接上钱学森一行后，驳船没有在香港码头靠岸，而是绕过香港岛，直接驶往九龙。然后，他们由九龙搭乘火车到深圳——中国的南大门。

　　下了火车，钱学森一家和同船归国的中国学者及留学生，一起步行向九龙海关走去。

　　受中国政府委托，中国科学院、广东省政府领导和科学家代表，在中国海关前的桥头上，热烈欢迎钱学森归来。

　　当时迎接钱学森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曾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深情地回忆起50年前欢迎钱学森归国时的情景：

　　1955年10月8日，深圳罗湖桥头动人心魄的一幕是很难忘怀的。当时我们已经从中国旅行社探知，钱先生等20多位离美归国人员所乘邮船将在九龙靠岸，当时的港英当局屈从美国的压力，对钱先生等一行将以所谓“押解过境”的屈辱名义来对待。近中午时分，罗湖桥门打开了，这支光荣的爱国者队伍踏上界桥，面向祖国，步行过来了。正当我们拿着照片紧张地搜索钱先生一家之时，我的手突然被队伍中的一位先行者抓住，使劲地握着。我猛转身，发现对方眼眶里噙着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意识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虽然原来谁也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却被看作伟大祖国的代表了。我也极为感动。就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每个人都带着激动的泪痕跨入国门——我终于接到了钱学森先生一家。

　　本文节选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钱学森画传》。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