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全集》（订购）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23年初春时节，《王亚南全集》最后一卷——第二十卷进入了紧张的整理、编纂之中。该卷包括王亚南已公开发表的著作、译作和文章之外的各种报告、书信、日记、手稿等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裁多样，加之许多手稿由于年代久远，字迹漫漶不清或难以辨认，因此整理的难度相当之大。

　　其中，王亚南写于上世纪40年代的一封公开信，即“留给中大经济学系同学一封公开的信”，更是让我们费了不少心思。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王岱平、蒋夷牧编写、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亚南与教育》一书，就以“如何发挥自学的精神”为题，收入了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公开信，但发表的时间和出处皆不完整。

　　该书“编者按”称：“此文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每日论坛》”。从“论坛”的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份单月或双月出版的杂志，“十一月”应是期刊出版的月份。可是，查遍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并没有一份称为《每日论坛》的杂志，更遑论载于“十一月”的这封公开信的踪影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根据《王亚南全集》编纂出版的要求，每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都要找到“出处”和“原文”，以便一一对证、核实、勘误，公开信同样也有这样的要求，况且这封公开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它是王亚南在抗战烽火岁月中坚持学术研究的历史见证。1940年秋天至1944年夏天，王亚南来到广东韶关，出任内迁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他克服种种困难，孜孜不倦地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如他在信中所说：“在解答继续不断的质疑问难过程中，我前后刊行了《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及《中国经济原论》几部书。就连中途离开而在去年度印行的《社会科学论纲》，其中的许多命题，也还是在中大教读当中，为大家所分别提起，因而引起我进一步研究的结果。”

　　其次，它是王亚南对自己学术研究生涯重大转折的精彩说明。王亚南在信中说：“我到中大以前，虽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经济学说方面的东西，但用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起我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的领域，特别是展拓到中国社会史领域——这个企图和尝试不论达到了什么程度，却显然是到了中大以后开始的；而我自己分明记得，是在发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那篇文章开始的。”

　　第三，它阐明了王亚南开展“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动因。王亚南在信中说：“我自负起中大经济学系的指导责任以后，我就痛感到，把一本美国或英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本，在课堂中敷衍一下，无疑是非常轻快的偷懒方法，但无奈那一类刻板的常识性的书籍是专为它们自己社会需要而写出的书籍。含糊笼统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叫那些受动性强的同学勉强学着应付考试，固然是轻而易举，但要用此对付那些认真学习，要求使学理同现实联系来理解的同学，却就太嫌不足了。”而正是这种不足，这种把学理同现实相联系的要求，使王亚南把自己学术研究的重心，倾注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并在翻译、研究《资本论》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这样一部对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影响的名著。

　　第四，它阐述了王亚南关于“如何发挥自学精神”的几个基本原则和要求。包括：自学应随时不要忽视了共学的重要性；自己学习与自由研究是有关联的；每个人在自学当中，迟早总可发现他自己认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在自学过程中要避免与时代和现实脱节等。王亚南在信中强调，要向同学们“临别赠言”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发挥自己学习的精神，自己去找门径，自己去探索，也许有时觉得太迂回了，有时觉得太苦了，但这却最靠得住。”

　　第五，它饱含着王亚南对中大的挚爱与对厦大的责任。1944年秋天，在日本侵略者发动“豫湘桂战役”、粤北由后方变成前线，山雨欲来、危机四伏之际，王亚南不得不离开粤北，四处颠沛流离，辗转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并在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和内迁建阳的暨南大学讲学。1945年9月正式受聘厦门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后担任经济学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仍时时牵挂着中山大学的师生，不仅请青年教师涂西畴为自己代课，而且于1946年暑期特地回到已复员广州的中山大学石牌校区给学生补课。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我在中大，前后快七年了……中大，特别是中大同事同学所给予我研究上的益助，我是再也不会忘却的。”“因此，我念念不忘中大和中大经济学系，在我自己一方面，并非因为我在那里留下了一些什么，而纯是因为我从那里获得了一些我前此不曾获得的东西。”在谈到自己离开中大的原因时，他强调“那完全是基于我对厦大方面的责任感的问题”。字里行间，一位知名学者对自己任职的学校和同事、同学的感激之情、责任意识跃然纸上。

　　第六，它充满了王亚南对青年学生的厚爱和关怀。在信中，王亚南开门见山地说：“全体同学们：我要去了，在几点钟之内，我就要远走高飞了。临着这夜未央的时际，总觉得这样忽然别去，好像有许多话需要对你们全体说，而不仅是对那些已经见到了我，已经陆续同我接谈，殷切盼望我留下的一部分同学说。”虽然这封信他在离开中大之际就“早已草成”，但却一直没将它寄出或发表。直至回到厦大之后，因为同时收到中大同学寄来的几封来信，才情不自禁，半是兴奋、半是内疚地把它寄给了《每日论坛》的“编者先生”，请他代为公开发表出来。王亚南说，“我希望这在同学们做人与做学问上，能有一点好影响。”

　　在信的末尾，王亚南饱含深情地对同学们说：“最后，盼望你们当作我还在学校里一样，有什么问题和疑难，随时写信告知我。因为我不但有这种道义上的义务，并且还从内心有这种要求！质疑和论难，并不仅在你们学习上是必要的，在我的学习上也是必要的。当做一个永远的学习者，我始终在精神上同大家聚在一块。愿大家向着学习的光明前途迈进！”

　　这绝非一封普通的信件，而是承载着一段难忘岁月、记载着中山大学抗战历史、饱含着中大师生深情厚谊、阐述了老一辈经济学家自学精神、自学方法的特殊信件，可谓弥足珍贵！这样一封公开信自然不能没有着落，可是到哪里去寻得它的“真面目”呢？

　　编辑部的庄老师，想起去年春天到广东韶关调研时，在坪石中大老校区的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中，见过这封公开信的展板，也许他们手上有原件？于是，他紧急电话咨询，结果却让他颇感失望。因为展板上的“公开信”，也是来自《王亚南与教育》一书。

　　编辑部的刘老师来自图书馆，通常都能在大家找不到原著或文章的关键时刻“出奇制胜”。可是，这回她面向国内众多同行发出的咨询邮件，却大多“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他同事向广东省档案馆发出的咨询信息，也没有明确的回复。

　　怎么办呢？就在编辑部的同仁们“踏破铁鞋无觅处”之际，中山大学的一个参访团来到厦大，其中就有中大图书馆的同志。厦大出版社的宋编审在向参访团介绍厦大百年校庆图书出版情况时，特地提到了这封信，并请他们帮忙从馆藏中寻找。不久，从中大方面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在馆藏缩微胶卷中查到了这封信的“出处”。原来，这封公开信不是发表在杂志上，而是发表在报纸上，即《每日论坛报》；时间也不是含糊的“十一月”，而是准确的“十一月廿八日”。随后，他们给编辑部传来了公开信的影印件。

　　公开信的“真相”终于大白了，其校勘、整理也得以顺利进行，编辑部的同仁们为之欢欣鼓舞。可以说，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凭着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干劲，凭着这种团队作战、携手互助的努力，《王亚南全集》的编纂工作走过了四度春秋，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确实可喜可贺！

　　注：以上公开信的引文均来自《每日论坛报》1946年11月28日（三）专刊版

来源：厦门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