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里的想象：18世纪中英茶叶贸易与设计文化交流》（订购）

张弛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十年前，大概正是张弛从英国金斯顿大学结束学业回国、准备开始下一阶段人生搏击时，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办公室见到她。圆形的黑呢帽、黑色的宽边眼镜、一件大红的呢绒上衣还加一件黑呢的披肩，一副典型的伦敦牛津街风范。我想，这大概就是完整的被英国时尚重新塑造过的中国文化。回到中国，她能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氛围做些什么呢？四年后，她交出了《百年设计史中的中英茶事》博士学位论文；今年，这一成果改名《茶杯里的想象：18世纪中英茶叶贸易与设计文化交流》，交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书名很有“想象”的韵味，也打开了一个处于学科交叉点上的文化史研究新领域，十分为之高兴。命题开合很大，也很有继续研究发展的空间，张弛邀我为之作序，“茶事”研究我是纯粹的外行，岂敢夺人之美、贸然作序，谨以此文，寄以祝贺、同时也对书稿所及中国历史形态中的设计专题研究提一点希望。

　　张弛以数年积累完成此稿并非偶然。在英国随金斯顿大学凯瑟琳·麦克德莫特教授学习期间，她就留意到英国设计史学者非常注意收集早期中英工商贸易交往中双向文化互动的蛛丝马迹。同时，凯瑟琳教授非常支持她从中发现中英两国早期设计交流的相关主题，但是，真正要展开专项设计史研究障碍仍然极大。首先，在英国按普通的文献检索方式查找，是得不到相关研究成果支持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任何一种角度上讲，英国都是近现代史研究、现代艺术史研究、现代设计史研究的强国，但即便如此，在英国历史学界都找不到关于中英早期设计交流历史形态、历史过程、历史结构的研究线索。这并不奇怪，借18世纪工业革命的推动力，英国技术、贸易、经济等各方面实力一跃而登上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制高点，输入型文明被塑造为输出型文明，所谓“日所出入无不照我国旗”，“日不落帝国”成为现代帝国体制的象征。从此之后，“英吉利帝国”的文明基本上成为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政治文明输出的代名词，很少见到异域文明输入引进历史研究的资料、线索及成果，有关中国“茶文化”及其相关设计史的研究更是九牛一毛，如大海捞针。面对如此的学术荒疏，个体的研究者不仅会经常面临遍查史书百无一得的困境，而且需要经常面对内心的障碍。客观地讲，“茶杯里的想象”这个选题某种程度上是在以一种个案研究的方式、以一己之力独自建构一个跨越大西洋的设计史研究的开放形态。这里所说的“设计史研究的开放形态”，至少意味着需要跨越两个理论上的障碍：一是认识逻辑上的，一是认识心态上的。认识逻辑上的，就是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创造性活动可视为设计活动”“什么样的设计主体可列为设计主体”“什么样的历史形态可列为设计史形态”等一系列关于“茶事”中的设计价值是否以某种形式存在的认识论辨证。而认识心态上的障碍，就是在上述认识障碍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是否接受”将非专业的、民间的、商贸的、生产的、消费的行为、活动或事态列为“设计史”关注范围进行考察的心理前提。应当说，进行这样的历史专题研究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对象形态观的，所以称之为“设计史研究的开放形态”，也就是说，将对象客体作为更为广义的、突破某些学科限制的史料集合方式处理，以获得更为具体的、贴近真实的和知识需要的历史认识。设计史的范围会比常见的写法扩大、开放许多，在某种程度上也比一般设计史读物更有生活的“烟火味”。自然，要使这种认识的表征、轮廓、勾连、线索从浩浩渺渺的历史烟云中浮现出来，是需要探索的勇气的。在这方面，张弛迈出了颇为不易、也极有价值的一步。

采茶

拣茶叶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推行他的社会学变革思路时曾提出一个提倡“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主张。他认为：“社会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在这些世界里，有空阔的村落、儿童组织以及纳瓦霍（Navajo）的制油工匠；有空军瞄准方圆一百英里的大都会地区，准备实施打击；有街角的警察、亲密的交际圈和同处一室而互不相识的人们；有犯罪集团；有某个夜晚在世界各大城市广场的路口涌动的人群；有霍皮族（Hopi）儿童和阿拉伯奴隶贩子；有德国各个政党、波兰各个阶级、门诺派（一个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教派）；有发生在高原的精神颠狂以及遍及世界的无线电广播网；各种族血统和族群在电影放映厅混成一团，可又遭到隔离；婚姻既甜美也让人深恶痛绝；在商业、工业、政府以及基层机构乃至大洲上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上千万个分化细密的行当，每天发生着成百万次微不足道的交易，有多得难以计数的‘群体’。人类的多样性也包含着个体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须被社会学的想象力把握和理解。在此想象中，1850年，婆罗门与伊利诺伊州的拓荒者站在一起；18世纪的英国绅士和澳大利亚土著人比肩而立；同时在场的，还有一百年前的中国农民、当代玻利维亚的政治家、法国的封建骑士、参加1914年绝食抗议的英国女权运动者与一位好莱坞新星和古罗马贵族。写到‘人类’，就不能不写到这些男男女女——既有不凡如歌德，也有平凡的邻家女孩。”米尔斯在这里竭力倡导的，是希望以一种更具体、更深入、更全面的视角考察历史视野中的社会真实，从而更多样性地理解历史，回到可能被僵化的误读屏蔽的历史，“为了认识人类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一现实，并辨别其意义；我们据此才能梳理经典社会科学的问题，从而发现这些问题中所包含的论题和困扰”。

耶稣受洗图案瓷器餐盘

　　设计的生成与发展，深深地渗透于具体、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之中，但是我们所习惯的设计史，把这些变革的发生与丰富的社会生活，与每天都在发生的市井交易、海上往来甚至文化掠夺都切割开来，成为一种只有结果而无过程、只有变化而无成因的表象史、样式史、工具史。这尽管也是一种历史逻辑，却是一种始终进入不了生活场域的程式化的解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呼吁一种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个人经验的丰富性融入社会世界建构的合法性与包容性，我想这也是我们想从“茶杯里的想象”及类似的选题中读到的一种新鲜的历史感。诚然“百年设计史中的中英茶事”这样的选题对这样一个规模有限的研究个案来说还是偏大了一些，要形成成熟、完整的认识框架和解释框架也早了一些，但这样一种研究面貌的形成本身就是值得欢迎和期待的。

这可能属于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到欧洲的第一批茶壶，生产于1720—1760年。这种树枝状的装饰当时在中国非常流行，也是西方陶器模仿的主要对象之一。（摄影：李乐人）

这把茶壶由鲍陶瓷厂生产于1752年—1755年之间。当时这种钴蓝色与白色相间的陶瓷装饰纹样风靡欧洲。（摄影：李乐人）

　　最后，我还是把我的读后印象定格在十年前留下的“圆形帽+黑呢披肩”的牛津街风范。我在想：把在英伦三岛生活的个人经验融入中英设计文化史想象与写作中，这是否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对这个时代所寄予的呢？

　　记于2022年3月上海寓所，疫情流行中。

来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