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订购）

王子今 主编

西北大学出版社

　　秦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一方面，秦人统一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另一方面，国祚之短暂，只有十多年时间。还有，秦虽然短暂，但他的历史和文化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之故，从秦亡汉兴到现在，历朝历代都对秦的历史文化及兴衰成败的教训给予了格外的重视。

　　最近，由著名的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教授主编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14册，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可谓秦史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主编精心策划，认真选题，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全书冠以王子今教授的总序，从秦西部崛起到最后统一，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人物、疆域以及统一的原因和跨时空、超地域的影响，对秦史秦文化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论述。每位作者，有资深专家，有青年才俊，都是各自领域学有专长的重要学者。“重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不同学术方向研究方法的交叉采用，努力坚持实证原则，发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及新出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优长，实践‘二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力求就秦史研究和秦文化研究实现学术推进。（总序）”
西北大学出版社从装帧设计到排版校对，精心打造，精益求精，可谓“十三五”期间图书出版的精品工程。下面谈一点对《丛书》的读后感，诚望引起批评和讨论。

一

　　秦以农战立国，文字又是秦文化流贯千年的基础，故将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赵国华、叶秋菊《秦战争史》，周晓陆、罗志英、李巍、何薇《秦文字研究》三书列为一组。

　　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几千年的古代中国大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地处西北一隅且漫长而又短暂的秦人、秦族、秦王朝亦不例外，农业的生成和发展伴随他们的始终。如果说秦人最终能够吞灭六国，统一天下，与他们对农业的重视发展有直接关系。樊志民教授同其学生李伊波的《秦农业史新编》，即是回应这一问题的力作。樊志民是长期研究农史的著名专家，30多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成果卓著。1992年出版《陕西古代农业科技》，标志着作者即已关注西北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的农业发展。1997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秦农业历史研究》，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认为是国内外第一部关于秦农业历史的专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其后作者的《问稼轩农史文集》以及多卷本《中国农业通史》都是中国农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丛书》中《秦农业史新编》实际上即是樊志民几十年研究秦地农史的成果结晶。在原来《秦农业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增补了作者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对农史研究的新收获，著成《新编》，卓然而立，仍可被誉为21世纪第一部系统研究秦地农业的学术专著。书中的“秦”不仅仅是秦始皇、秦王朝的十五年，而是从秦人的发迹、从夏商周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6年，几乎包括了2000年的时段。是一部长时段全景式的秦人、秦族、秦国、秦朝的农业发展史。为叙述的方便，作者把这2000年的时段分为早秦农业、初秦农业、中秦农业和盛秦农业四个时期。利用神话传说、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实地考察，从自然地理、农作物种类、农业技术、农业经验、农业的生成发展等各方面，对秦的农业进行了全方位研究，所谓《新编》，言之不虚。

　　战争是强迫敌人屈从自己意志的一种暴力手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从遥远的古代走到今天，都经过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落后就挨打，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漫长时期，确有不同程度的呈现。同样，秦人、秦族，从诸侯到帝国，实际就是一部连绵不绝的战争史，一部对周围部族的征服史。根据德国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论述，战争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有着互动关系。赵国华、叶秋菊的《秦战争史》系统叙述了秦襄公从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到公元前206年一共564年的战争历程。其主要作者赵国华教授长期研究军事战争，对孙子兵法、战国韬略、军事权谋以及中外军事历史都曾有专深的研究，有《中国兵学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辞典》《荆楚军事史话》以及多卷本的《世界军事宝典》等十多种军事专著，在战史领域独树一帜。他们编著的《秦战争史》作为《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从乱世开国、称霸西戎、关中徘徊、走向强盛、东扩南进、全面开战、统一天下、攻守兼顾、帝国崩溃等九个方面，展现了秦部族自秦襄公开国到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再到秦王子婴出降、秦帝国崩塌的全过程，是从军事方面认识了解秦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各民族借以传承自己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曾中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因为从已知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渊源有自。但是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霸争雄，各诸侯国的文字在原来商周文字的基础上出现了很大差异，出现了后世所称的所谓齐鲁文字、三晋文字、吴越文字、楚文字、秦文字等等。其中的秦文字经过几百年的继承、发展演变，又随着秦王朝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秦文字成了全国的通行文字。秦王朝虽然短暂，只维持了十五年时间。但秦亡汉兴，秦文字通过小篆、汉隶跨越两千多年的时间，一路演变为我们今天的汉字，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对秦文字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对汉字传承史的研究，也是从文字学的角度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内容特征以及传播影响的深度研究。周晓陆教授等四位学者完成的《秦文字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杰作。该书在陕西师范大学王辉教授等人所著《秦出土文献编年》《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秦文字通论》以及袁仲一先生等人编著的《秦陶文新编》和作者周晓陆所撰的《秦封泥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的基础上，将出土的各类秦文字材料4282条（目）进行了重新分类，将之分为玉石文字、刻划陶文、抑印陶文、瓦当文字、简帛文字、金属器文字、度量衡文字、兵器文字、车马器文字、玺印封泥文字、货币文字、漆器文字、其他文字等13类。将所有出土的秦文字材料系之于13类之下，并选择重要而典型的出土材料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从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即位到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上台总共600多年的秦文字材料进行了梳理分期，不仅对秦文字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他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该书的出版，无论对专业的秦文字学的研究者还是对文字、书法的爱好者，都是一本全景式了解秦文字出土材料和研究状况的必读之书。

二

　　由孙闻博撰著的《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和周海峰撰著的《秦官吏法研究》可谓专门研究秦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的专著。两位作者都是近些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在各自耕耘的领域都有卓越的表现。

　　孙闻博的《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融汇中外学者关于政治文化的经典论述并结合自己的取舍，集中从政治政策、政治名号、政治口号、政治信物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秦的政治特点以及何以垂范后世的深层原因。该书在丛书的分类中本可以列如“政治文化”一类，但全书的指向还是秦王朝君主集权的形成及其体现，同周海峰的《秦官吏法研究》列为一类，中央和地方两相映照，互为补充，似乎更为可取。孙闻博教授在学生期间就一直关注秦汉的政治，硕士论文是《秦汉三国乡吏与乡政研究》。后来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师从王子今教授研读政治军事，论文《秦汉军制演变研究史稿》于2016年正式出版。2013年博士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至今，一直倾注于秦汉政治史的研究。此次为丛书提供的《初并天下》就是他这些年辛勤钻研的结果。从理论上看他一直在追踪国内外研究的最新动态，视野广阔。从书中依据的材料看，凡所涉及该课题的论著几乎巨细无疑都曾过目浏览，论据充足。从选择的角度看，新颖独到，确是一部研究秦政治和政治文化的创新之作。

　　周海峰一直师从简帛研究专家陈松长教授攻读博士和博士后，在参与整理岳麓秦简，走马楼西汉简和五一广场东汉简的过程中，始终关注政治、法律领域的出土材料，有系列论文发表。《秦官吏法研究》就是在多年研究秦汉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全书除绪论外，分为择吏法、考核法、罚罪法、赏功法、权益法和官吏之职责等六章，基本涵盖了秦的官员从出仕到履职、到考核、到奖惩的全过程，是有秦一代政治、法律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1993年，齐鲁书社曾出版过已故老一辈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和陈乃华教授合著的《秦汉官吏法研究》，是当时一部填补空白之作。其研究方法、搜罗的出土材料以及呈现给学界的系统新知，为后来学者开启了新的领域。周海锋的《秦官吏法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增补了近30年来新出土的秦汉简牍材料，在前辈认知基础上是对秦官吏法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借用安作璋先生的话讲：“秦汉是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开端。秦汉国家的官吏法一方面对维护秦汉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法律保证，另一方面，它又是我国古代官吏法的滥觞，它对后世的官吏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官吏法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富的遗产，批判地继承这一份历史遗产，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丛书之一的《秦官吏法研究》，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

　　徐卫民、刘幼臻的《秦都邑宫苑研究》，梁万斌的《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疆域变迁史稿》和王子今的《秦交通史》可谓丛书中地理研究的一组。

　　徐卫民近30年来一直致力于早期秦文化和秦汉历史地理的研究，曾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和朱士光攻读历史地理学，其博士论文《秦都城研究》2000年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对秦的都城早有系统研究。其出版的数十种学术著作中，涉及秦的都城、陵寢、苑囿等专门的地理著作就有《秦公帝王陵》《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的研究》（合作）《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秦汉都城研究》《陕西帝王陵墓志》等等。他们所承担完成的《秦都邑宫苑研究》，可谓秦都城地理研究的权威之作。全书除绪论外分为十章，分别是：秦早期都邑、秦都雍城、泾阳与栎阳、秦都咸阳、秦都城工商业发展、秦都城中的礼制建筑、秦都邑附近之苑囿、秦都邑之帝王陵、秦都邑与春秋战国其他诸侯国都城之比较、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发展等。前四章主要论述秦的“九都八迁”，从最早的秦邑（徐说地点为今天甘肃清水的李崖遗址）到西犬丘、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再到泾阳、栎阳、咸阳。对“九都八迁”的考证意义不仅在于将过去模糊的具体地点清晰化明朗化，而且在于将早期秦人的发展轨迹通过都邑的不断迁徙而呈现出来，对研究早期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后六章则把目光移向与都城有关的工商业发展以及礼制建筑、帝王陵寝和附近苑囿，使秦的都城研究更加多维度立体化，空间上将秦的都城与春秋战国时期其他东方诸国的都城进行了比较，时间上揭示了秦、汉都城的继承发展，提供了一个以秦的都城与相关建筑为中心来观察秦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新角度，通过空间的位移，通过都城“九都八迁”的东进过程，把秦从族群到诸侯再到统一帝国的历史，立体地呈现了出来，亦为秦史研究的功力之作。

　　梁万斌所著《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疆域变迁史稿》，力图从疆域的变迁来说明秦帝国的形成与崩溃。全书依时代先后分为八章：即秦早期、春秋早、中、晚各期，战国早、中、晚各期以及秦帝国时代。在王云度《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2年）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将文献与出土资料重加厘定，分期编之于各章之中，并有详细的插图，有助于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加深对秦人、秦族、秦国的理解。     

　　王子今教授是享誉海内外的秦汉史名家。他不仅是《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的主编，还承担撰写了其中的《秦交通史》一书。就王子今教授对秦汉交通的研究而言，可谓年深日久，用功颇勤。最早从1982年师从林剑鸣先生攻读研究生，选题《论秦汉陆路运输》算起，在近40年的时间里，深耕易耨，从未间断。在他为该书写的后记中开列的交通史研究专著就有20多种，大多都是有分量有影响学术专著，有些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另外，由他主编并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的、同样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秦直道》丛书8册，自己承担撰写了《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38万字）。与刘庆柱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蜀道》7卷10册，2015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自己也承担了其中的《历史沿革》（41万字）一书。这些都可谓秦汉交通史的系列著作。《秦交通史》一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成果结晶。全书18章，另有绪论和两个附录，64万多字。“即以秦人在渭水上游及西汉水上游的早期经营为起始点考察秦史，关注有关交通开发、交通建设、交通发明、交通条件利用等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总结前人重视交通对于政治建设、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历史意义，说明秦文化影响中国历史、主导中国历史的阶段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后记语）王子今教授的交通史著作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仅重视传统史籍、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而且大多都是实地考察的结果，因而是秦交通史最具权威性和准确性的最新成果，是对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新贡献。沿着书中的各个章节，我们可以看到秦对交通道路的开拓与修建、车船的制造、畜牧业发展对交通的作用、军队和民间的运输、帝王的出行、驰道与直道修建以及海上交通的肇始等等，对秦的发展壮大和统一天下所起的巨大作用。

四

　　臧知非的《秦思想与政治研究》、雷依群的《秦政治文化研究》以及闫晓君的《秦法律文化新探》可归为思想和文化一组。

　　臧知非教授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田昌五先生攻读博士，其博士论文《周秦社会结构研究》就是由两人合署并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自此后一直致力于先秦秦汉社会结构、土地制度、职官行政、农民战争以及诸子思想的研究。其《秦思想与政治研究》分上、中、下三篇16章，上篇主要论述了秦襄公始为诸侯即“作西畤，祠白帝”，后经历代秦公设立鄜畤、密畤、上畤、下畤等，把白帝、青帝、黄帝、炎帝纳入自己的祭祀范围，逐步形成了取代周室的天命意识，制造了统一六国的合法依据。中篇论述了《墨子》《荀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对秦国政治的影响。下篇论述了秦的统一与思想控制。从焚书坑儒到以法为教、什伍连坐、匡饬异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全书24万字，大都是在以往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著作，每个问题都有作者的专门研究和独到见解。作者认为：在传统史学家眼里，秦人兴起于西陲，有戎狄之俗，所以在商鞅变法之后成为“虎狼之国”，礼乐教化缺失，天性残暴，当然不能长久。而从思想史层面考察，秦基本上是思想沙漠。战国以前的秦人、秦地缺少礼乐文明无须赘言，进入战国以后，东方诸子争鸣，思想璀璨，而秦地则一片沉寂，直到商鞅入秦才把法家学说带到秦廷。但是，商鞅及其后学曾留下的《商君书》，与其说是思想史著作，不如说是法家的治国技术手册。统一前夕，吕不韦集合门客，编纂《吕氏春秋》，以“王业”为旨归，集各家之精粹，是为杂家的代表，这是六国学者的成果，而非秦国产物。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秦又是各家思想的实验场。秦立国以天命自居；秦穆公以周人礼乐自我炫耀；商鞅变法之后，诸子之学在秦国的应用，都曾是秦借以富国强兵的选择。

　　雷依群的《秦政治文化研究》，除绪论外，共有八章。绪论中对政治文化的概念进行了考察，从西方学者阿尔蒙德、维巴到中国学者高毅、阎步克、陈苏镇对政治文化的论述，最后认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按照马列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这应当是指在同一个经济基础、同一类型的社会结构、同一个文化传统、同一类生活经历、同一类政治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为全社会认可并遵循的核心价值意识。”其后八章重点对秦的天命观念、穆公称霸、商鞅变法以及秦统一前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进行了考察。确是有秦一代政治文化的探索之作，对于继续研究秦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什么是法律文化？学界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据有学者统计，目前“有关法律文化的解释或定义大约有二十多种。”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9页）有学者把法律文化分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文化和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文化。而且就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律文化，把法理学、文化学、历史学和人类学作为不同的参照系，就有不同的释义。闫晓君的《秦法律文化新探》，将其研究对象定义为法律现象，“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组织机构及其派生物（历史、行为、活动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全书除绪论外，分为十一章。除了对秦人的法律文化观念、秦的刑罚文化、秦的司法文化、秦的监察文化列有专章外，还对秦的法律形式、刑罚适用原则、秦律中的罪名作了详细论述。三位年轻学者都是学有所成的学界新秀，他们承担完成的民法和婚姻家庭、经济法、监察法等，都有新的创获。全书最大的特色是，在利用传统文献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了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尤其是《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中记载的丰富的秦汉法律内容。是继孙家洲教授《秦汉法律文化研究》之后的又一本新作，对了解秦人的法律及其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

　　马志亮的《秦礼仪研究》和史党社教授的《秦祭祀研究》可谓丛书中专门研究秦礼仪文化的一组。

　　青年学者马志亮曾师从著名的礼学专家、武汉大学杨华教授攻读博士，其博士论文即是《秦礼俗研究》。还跟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连署发表过《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并合署出版了《长江文明》一书，在文化和文明研究领域崭露头角，一枝独秀。其《秦礼仪研究》就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润色而成。全书分婚、宾、丧、祭四章，集中对此四礼进行了细致研究。从秦人接受周礼的影响，秦穆公与诸侯交聘、昭襄王接受蔺相如时设九宾大礼、庄襄王灭周后不绝其祀以及雍地四畴和对诸多日月神明的祭祀，一改其所谓“虎狼之国”的形象。秦人王室的后妃都有严格的等级。不管上层还是下层，始终坚持“同姓不婚”。秦人还首创了婚姻登记制度。战国时秦国强大而出现了秦王不外出而六国朝秦的局面。在丧葬方面，秦人讣告、吊丧和入葬的仪式同周礼也比较接近。总之，嬴秦文化与姬周文化虽非同源，但秦人在占据周人故地之后，受周文化影响，不断提升自身的礼乐文明，逐渐进入了周礼文明国家之列。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在战国中期以后，秦国逐渐成为国际间婚媾、朝聘、会盟等礼制活动的主导国家。这些见解都刷新了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的传统观点。若与《秦祭祀研究》参照阅读，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史党社教授早年师从何清谷、赵世超二先生攻读硕士，选题论文就是《秦祭祀制度考论》，此后的30多年里一直关注秦史、秦文化、秦的礼仪和祭祀制度的研究。期间又师从周振鹤先生攻读历史地理的博士，专攻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所著《秦祭祀研究》九章，对秦的祭祀礼仪和活动进行了详尽叙述。对秦人的神灵系统、秦人对上帝的祭祀、秦人对祖先的祭祀、秦人对山川的祭祀以及秦人与阴阳五行等等，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外，还研究了秦的巫术、《山海经》与秦的关系。从传统史籍到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博观约取，详加论证，是了解秦人思想信仰和精神世界的必读之书。作者谦词，本书只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陈述事实，二是发掘其意义。但就其两方面的工作，即已难能可贵。对上层来说，天命所归，君权神授，都要通过大量的祭祀活动来制造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并通过庄严的祭祀礼仪来宣示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对下层来说，正如作者所指出：“神灵宛然是构成现实世界的有机部分。他们并不十分恐怖和神秘，而是具有人性和充满烟火气的存在。人们通过祭祀和神灵沟通，求得福佑和心灵的慰藉；或把祭祀当作娱乐、社交舞台。祭祀作为人神之间最为重要的桥梁，它的重要社会功能，也由此显现出来”。可见，祭祀与秦的政治、文化、宗教、社会以及日常生活，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六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指出，年代、地理、职官、目录，是治史的四把钥匙。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8页）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盖学术渊深，研究非易，舍师生口耳传授及亲身实地经验之外，实惟书籍是赖。学术如千门万户，书籍更已不只汗牛充栋。将欲因书究学，非有目录学为之向导，则事倍而功半。”（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页）近人余嘉锡先生谈到自己的治学经历：“阅张之洞《书目答问》，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及读其《輶轩语》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第586页）如今之时代，信息爆炸，每年出版的图书杂志胜于以往数百千倍。虽有网络之便利，但终不能代替目录学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田静研究员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作为丛书之一种，与其他十三种丛书点面结合，相映成辉，在研读各个专题的同时，让人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到了秦史和秦文化研究的整体格局，达到了余嘉锡先生所谓“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目录学发微》商务印书馆，2017年，18页）的目的。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著作目录，下编为论文目录。著作分14个大类和若干小类，论文分20个大类和若干小类，有些小类之下又有细目。一册在手，如登高而远望，百年来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成果可尽收眼底。田静研究员长期在秦俑博物馆工作，一直关注秦史秦文化研究的成果目录，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秦史研究论著目录》的编纂工作，至今也已30年之久。其书于1999年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极大方便。此次完成的《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就是在此基础上精心搜集、选择、分类、编纂而成的。此外，近期还出版了《博物馆学论著目录》上下两册，同样为博物馆学界提供了遨游学术的极大方便。还要提到是，田静研究员不仅做了这些基础性工作，还出版了十多种有影响的秦史研究著作，发表了几十篇秦史研究的论文。因而她所编著的目录索引，确实是在勤奋搜求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对秦史秦文化研究，确实是一把开启门径的“钥匙”。

　　当然，所谓“秦史与秦文化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秦史秦文化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和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也是《丛书》主编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目的。

　（作者：张德芳，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究院教授。文章原载于《丝绸之路》，2022年第3期，及公众号“金城学史”。）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