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订购）

付长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0月版

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

　　创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已是时代的当务之急。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曾经支撑起“道德中国”的伦理大厦，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根基。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哲学的视域下，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不仅是一个学科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灵魂之问。这是一个关涉中国伦理学转型与创新的全局性问题。既要凸显长时段的历史意识，又需要在中西伦理学的互参互鉴下展开，逻辑地关联着对以下问题的追问：什么是“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这就需要对中国伦理学的现代转型做出新的理解和定位，厘清核心问题意识，在同情地理解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重建。建构起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伦理话语体系，则需要在世界性百家争鸣的舞台上，从理论建构和方法论反省等层面做出系统检视与反思。

　　一、 引言：走向世界的中国伦理学

　　虽然中国是有着悠长道德文明与伦理智慧传统的国度，但像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都曾否认存在“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形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哲学家，则一直试图从世界哲学的视野中来思考中国哲学伦理学的现代转型。对此，可以从两位冯先生开始讲起。

　　第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他一生创作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一系列具有标杆性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冯友兰认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担负着“阐旧邦以辅新命”的重任。“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基本上只有兴趣以旧释新，而我们现在则也有兴趣以新释旧；第二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只有兴趣指出东西方的不同，而我们现在则有兴趣看出东西方的不同。”冯友兰自觉考察古今之变和东西之别，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比较视域内，开启现代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前景。

　　第二位则是冯契先生。早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的“小结”中，冯契就已提出，“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开始汇合（当然仅仅是开始）”，而“如何使中国哲学能发扬其传统的民族特色，并会通中外而使之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无愧于先哲的贡献，这是当代海内外许多中国学者在共同考虑的重大问题”。此外，冯先生在晚年还提出了另一个猜想：“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他对未来的走向曾做过这样的预判：“到世纪之交，时代意识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大概还不能期望很高，能够像王充那样‘疾虚妄’，从多方面来作深入的自我批判，那就很好了，那就说明我们的民族是很有希望的。”在冯契看来，只有经过系统的反思的时代，才可能是“真正达到‘会通以求超胜’的时代”。

　　冯契晚年的这两个猜想，如今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成为现实。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在《重启世界哲学的宣言：中国哲学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会有效地帮助我们成功地开启世界哲学的新方向。自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至今已经四百多年，中西会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重建一个当代中国自主的伦理学。

　　二、 何谓“中国伦理学”？

　　中国古代哲学中并没有“伦理学”这个语词，伦理学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应该追溯到严复以《天演论》为名翻译的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一书。此后，中国思想界开始有意识地传译西方伦理学经典，以新知附益旧学，努力尝试建立中国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用现代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对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进行新的解读与诠释。

　　厘清作为学科形态的中国伦理学，是建构中国伦理学学术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当代中国伦理学学术形态的建构，大致经历了从“述”（narrating）到“说”（talking）再到“做”（doing）这三种范式的转型。“述”与“说”主要还是古今中西伦理思想的梳理与比较，而“做”更多是有意识地超越比较，注重建构中国自身的伦理学。到底有没有一个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高兆明认为，“中国伦理学”是一文化特殊性概念，它立足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以中华民族的运思和认知方式，用中华民族的语言概念，围绕普遍问题，提示普遍之理。我们所探讨的中国伦理学，不仅是一种地方性、本土性的知识文明，而且具有世界性、共通性的人类价值意义。

　　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是重在诠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中国伦理学要走向世界，需要与多元文明形态和思想传统对话，那种过于历史化的、民族性的论述，如何进一步提升为哲学化、理论化的形态，这就需要将中国伦理学中原有的范畴、概念进一步清晰化，将原有的分析论证更加精细化。如何既能保持中国思想传统的特质，又能赋予它清晰的思想边界？由此，在前哲时贤创造性工作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一种“做中国伦理学”的诠释进路。

　　三、 伦理话语形态谱系

　　做中国伦理学既要扎根中国的思想传统，又要扎根现代生活，这就要求打通观念世界和生活世界，这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中国伦理学走向世界，需要用新的理论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新的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对此加以新的阐发，这就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如何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检视以往的中国伦理学研究，一种倾向是执着于哲学史的叙事，而缺乏对理论建构的反省；另一种倾向是过于注重抽象的、观念的、思辨的建构，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这两种做法都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中国伦理思想的特质和现代生命力。近年来，深耕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借用西方伦理学理论，依托中国传统伦理的深厚资源，尝试进行了多种形态的范式构建，其中包括以儒家生生伦理学和“仁本体”为代表的生生范式、以体知为中心的身体范式、以情感儒学和情本体为代表的情感范式，等等。

　　20世纪下半叶，真正建立了原创性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如牟宗三、冯契、李泽厚都是以康德哲学为间架来重构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实践智慧形态，即牟宗三的重建道德形上学进路，冯契的扩展认识论进路，以及李泽厚的重建本体论进路。这三种典型的路向，实际上擘画了中国伦理学再出场的三种方式。

　　建构面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需要理论形态的反省、方法论的自觉以及对时代的回应。唯有此才能使中国伦理学的建构兼具哲学性、中国性以及人类普遍意义。如果沿着儒家伦理学中情感资源的路向开掘，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将是一个富有前景的前沿领域。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向与美德伦理学的知识转向相生相成，借此路向来讨论未来中国伦理学的再出场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容纳历史的、理论的、实践的诉求，而且可以更好地面向未来，尤其是面对新兴科技对伦理学提出的挑战。

　　面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构想，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做中国伦理学的可能性，需要建立在对当下中国伦理学的整体判断与反省之上。面向未来的中国伦理学，大致上有三个方面的诉求： 第一，穿越历史丛林，摆脱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哲学史梳理是推陈出新的必要环节，但不能陷于其中的繁缛末节，丧失了哲学的批判反省意识。第二，超越现代道德哲学，避免过度理论化的陷阱。关于如何超越现代道德哲学的局限，安斯康姆、麦金泰尔和威廉斯已有深刻洞察。“眼下的道德哲学，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在英语世界，已经给道德性以某种过于狭窄的关注。……这种道德哲学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怎么样做是正确的而不是怎么样生存是善的，集中到界定责任的内容而不是善良生活的本性上。”现代道德哲学关注“如何行动是正确的”而越来越远离了对良善生活的追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批评说道德是一种“奇特建制”。第三，真正可行的未来伦理学的建构方式，就是要基于历史性、地域性的伦理知识向普遍化、哲学性的伦理学的提升。伦理学要回应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需要构建一种新的伦理知识范型，回归伦理学的实践智慧之道。儒家伦理学蕴藏着丰厚的伦理知识资源，正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因此，不能仅仅在二级学科的意义上来理解伦理学的本质属性，应该重新扩展伦理学的定义和使命，走向一种扎根中国大地的伦理学。我们要建构一种打通伦理学知识和生活世界的关联、回归伦理学的实践智慧之道，重建中国伦理学的知识体系，从而真正证成可以有一个中国伦理学。

　　未来的中国伦理学，必须从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出发，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转化。“本立而道生”，只有从自身思想传统中“长”出来，中国伦理学的主体性才不会迷失。重思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的问题，就是自觉反思中国伦理学的话语建构，如何既回应人类生存的新际遇又扎根中国自身伦理传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

　　本文节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现代性伦理话语》导论。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