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藏敦煌遗书》（订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朝末年，古老的中国陷入深重的内忧外患，在风雨中飘摇。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正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奋起的民众与侵华的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之际，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园禄在一个洞窟的甬道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在甬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封闭近千年的耳窟，亦即此后大名鼎鼎的“藏经洞”，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藏经洞中收藏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以佛教经典为主体的大量典籍文书，此外有不少幡、 幢、佛画，据说还有一些铜制小佛像等其他文物。典籍文书的文种除汉文外，还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王道士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由此开创出一门属于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学问——敦煌学。

　　然而，由于当时出土文物管理相关法律的空白，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漠视和“四体不勤”的学风，加上王道士本人的愚昧无知，敦煌遗书面世后屡遭劫难。

　　近百年来，香港有不少从内地迁居过去的文化、教育、商业名人。他们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敦煌遗书，往往是品相好、书法佳、流传有序的写经精品，具有很高的文物和文献价值。但长期以来，香港地区的大多数敦煌写卷都没有被公布和公开。

　　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港藏敦煌遗书》，共收敦煌遗书251件，收藏单位有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艺术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香港松云堂、香港闲趣轩、香港翰墨轩及香港环球藏等，基本网罗了香港公私收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敦煌遗书。

　　这批遗书由国内著名佛教学、敦煌学专家方广锠教授鉴定，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条记目录”，更是凝聚和体现了方教授丰厚的敦煌学和写本学学养，对每一件写卷的定名，内容、价值和年代的判定等，都堪称目前最为专业和精到的学术意见，是学界利用这批宝贵经卷的重要基础。

　　《香港藏敦煌遗书》是首次对香港地区的敦煌遗书进行系统收集、整理并予刊布的重要成果。本书于2018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于2020年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本书首次将这些散落在香港各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收集整理并编目成册，为古籍普查和保护贡献了力量。本书的出版，对敦煌遗书的抢救和保护，以及敦煌学的研究将起到重要作用。

序　　言

文 | 方广锠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居住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园禄在一个通往某大型洞窟的甬道墙壁上，发现一个被古人掩藏的收纳着各种文物的耳窟。那个大型洞窟，原为敦煌归义军时期吴氏家族开凿，现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十六号窟。而被王道士发现的那个耳窟，亦即日后大名鼎鼎的敦煌藏经洞，今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十七号窟。百年来，关于王园禄发现藏经洞的具体经过，流传着种种传说，近年又出现一些新的传说，本文限于篇幅，暂置不论。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也流传着种种不同的说法，本文也暂置不论。藏经洞收纳了数万件大小不等的各种文字的古代遗书及相当数量的绢画、纸本画、塑像等各种文物。其文化内涵，涉及古中国文化、古印度文化、古伊朗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以及佛教、儒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是研究古代世界这四大文化、六大宗教及其相互影响、汇流的重要数据。因此，藏经洞的发现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正因为如此，从二十世纪开始，一门以“敦煌学”命名的新学问在世界范围兴起，并成为陈寅恪先生所论断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令人痛心的是，藏经洞中的各种文物，在其被发现后的若干年间流散世界各地。探讨其所以流散的原因，可以归诸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官员的因循渎职、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当时中国文人的学风，乃至当时中国缺乏必要的文物保护法规。但是，后人批评前人是容易的，后人是否接受了这些教训呢？正如杜牧《阿房宫赋》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本文也不打算讨论。

　　就敦煌遗书而言，如果按照遗书的总长度或总面积计算，则根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可知，收藏量最多的依次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五家。据说前几年俄罗斯科学院又在库房发现一批残片，数量甚多，但至今尚未公布，故详情不清。如正式公布，则上述排序或可能改变。此外，中国、日本、西欧、北美的不少单位亦有收藏，数量多寡不一。不少私人亦有收藏。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内拍卖市场兴起，敦煌遗书成为拍卖市场中令人瞩目的拍品，不少私人收藏家入手收藏。目前，部分收藏家收藏的数量已成规模。近代以来，香港不仅经济发达，亦是人文荟萃之地。我最早知道香港收藏有敦煌遗书，是在一九八七年夏上海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在上海合办的敦煌吐鲁番文物展上，当时我参观了这个展览，并特意购买了展览图录。那次展览共展出文物三十七件，其中三十件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七件则为香港公私所藏，包括香港艺术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刘氏虚白斋、北山堂等。但当时所得信息仅此而已，也没有机会去寻访。其实，一九九三年因参加在香港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一九九六年因赴台湾参加“二十一世纪的宗教研讨会”返回时途经香港、二〇一二年因参加香港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我曾经三次到过香港，但一则两眼一抹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寻访；二则来去匆匆，没有时间去寻访。所以，当二〇一三年看到林霄先生在博客中公布的敦煌遗书，不由得喜出望外，连忙与他联系。具体经过，林霄先生在本书的“后记”中已经详细记叙，这里不再饶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林霄先生居中联系、沟通各收藏单位与收藏家，则这本《香港藏敦煌遗书》不可能出版。由于林霄先生的辛劳，由于各收藏单位及收藏家的大力支持，也由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国家古籍小组的大力支持，本书终于得以送到读者手中，在此特向林霄先生、诸位收藏家、诸收藏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居中协调的诸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此还要特别感谢饶宗颐先生。饶先生是敦煌学界的前辈、泰斗。前此在举行的敦煌学会议上拜识。其后他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由我接待。二〇一三年七月我第一次到香港考察敦煌遗书时，曾特意到饶府向先生请安。我奉上《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及当年四月刚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并请饶先生为计划中的《香港藏敦煌遗书》题签，先生慨然答应。记得那天在饶府，先生兴致很高，特意向我演示他自创的养生法：躺在床上凌空写字等各种肢体运动。我用照相机把这一珍贵场景拍摄下来。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找出当年的照片，看着先生的音容笑貌，无限感慨。

　　本书共收入香港公私收藏的古写经二百五十一件。我从来主张应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来考察敦煌遗书的研究价值。本文亦从上述三个视点来评价香港所藏的这批敦煌遗书。

　　文物研究价值，首先应考察文物的年代。根据目前调查所得，敦煌遗书中年代最早者为东晋写本。目前社会上流传若干件带有年款，号称西晋、三国时期书写的敦煌遗书，凡是已经我目鉴过的，全部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伪造的赝品。根据现在已经收集到的诸多线索，我们甚至可以推知伪造这批赝品的那个集团及其核心人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赘。

　　根据目前调查所得，在全部六万余号汉文敦煌遗书中，原卷有年款或无年款，但可确定为东晋写本者，共约八十余号；原卷无年款，书写年代或为东晋晚期，或为南北朝早期者（凡属这种情况，编目时一般表述为“东晋南北朝写本”）共约五十余号。而在香港藏的这二百五十一件敦煌遗书中，属于东晋写本者有十号，属于东晋南北朝写本者有二号，则香港藏敦煌遗书中高古遗书的比例显然较大。

　　讲文物研究价值，必须涉及文物的品相，以及是否完整。绝大部分敦煌遗书均为卷轴装。严格地讲，一个完整的卷轴装，前部应该包括护首、天竿、缥带，后部应该包括尾轴。但由于敦煌遗书为古代佛教寺院的废弃品，故此种完整的卷轴装极其罕见，数万号敦煌遗书中，此种写卷仅为个位数。这次发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敦煌遗书中藏有港中大10号一件，遗憾的是该件在战争年代曾遭火灾，现缥带仅剩残根，尾轴上端火烧已残，通卷有等距离火烧残缺。虽则如此，依然属于敦煌遗书中少有的珍品。

　　此外，还必须涉及写本的装帧。从事敦煌遗书研究以来，一个意念越来越清晰地在我心中浮现出来，就是敦煌遗书足以支撑我们在传统的版本学之外，建立起与版本学并立的“写本学”。就香港藏的敦煌遗书而言，除了传统的卷轴装之外，在翰墨轩藏品中出现一件原件多达一百九十六叶的梵夹装，惜前九十七叶已失。令人感到颇有兴味的是翰墨轩此件梵夹装所抄为《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一到卷四齐全。而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称“国图”）亦收藏一件梵夹装，现存一百一十二叶，同样抄写《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一到卷四齐全。不仅如此，国图那件梵夹在《思益梵天所问经》之后又抄写了《大乘入楞伽经》，而翰墨轩此件，从梵夹上部的编号推测，在《思益梵天所问经》之前，也抄写了另外一部经典，可惜由于前部九十七叶全部遗失，我们现在无法得知所抄经典的内容。不管怎样，这为我们研究稀见的梵夹装、研究当时佛典抄写及佛典组织方式，提供了珍贵的数据。讲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敦煌遗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佛教文献，故非佛教文献就显得格外珍贵。此次二百五十一件遗书中有四件道教遗书，原为松云堂、现为华萼交辉楼所藏。其中一件系《无上秘要》卷五。《无上秘要》为现知最早的道教类书，早已残缺，前些年编纂出版的《中华道藏》将该《无上秘要》据各传世本及敦煌遗书本整理收入。此次发现的《无上秘要》虽仅一纸四行，但文字与《中华道藏》本有不同，可供校勘。两件为《老子想尔注》，虽均为残片，但可以缀接。该《老子想尔注》似未为历代道藏所收，目前正由道教研究者进行研究。第四件为《太上洞玄灵寳众篇序经》。至于佛教遗书，则颇有历代大藏经未收者，其中还包括若干法事文书，反映了敦煌当时实际的佛教法事活动，弥足珍贵。有些虽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但此次发现的文本与历代大藏经所收或分卷不同，或文字有歧异，可供校勘。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近墨堂39号，为《增一阿含经（异本）·比丘尼品》（拟），但经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佛教学系释长叡研究，近墨堂本此件可与日本杏雨书屋羽619号缀接，且与历代大藏经所收本文字有歧异，属于异本。释长叡将这一成果写成他的硕士论文《“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卷“羽619”与“阿含部类”的关系研究》（法鼓文理学院，二〇一五年），有兴趣者可以参看。此次在李嘉诚基金会的藏品中意外地发现《金藏论》（拟）残片两块，为研究与辑校《金藏论》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讲文字研究价值，这二百五十一件遗书时代跨度为东晋到北宋约七八百年，字体包括隶书、行书、楷书、草书，以及兼有两种书体的文字，如隶楷、行楷等。可供人们对中国上述七八百年的文字演变进行研究与欣赏。当然，必须说明的是：限于种种原因，本人对书法缺乏研究，故对上述遗书中书体的判定自己也不敢说无误，敬祈诸位方家指教。就敦煌遗书的流散方式而言，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敦煌莫高窟运出以后，未经过中间环节，直接被收藏单位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等四大单位的收藏，绝大部分属于此类。当然，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虽为一九一〇年从甘肃直接押京而来，但其后几十年中通过国家调拨、个人捐赠、市场购买等各种途径亦入藏千余号，这些后来入藏的部分，即下文所说的第二类。第二类是经过一个或若干个中间环节，最终被某些收藏单位或收藏家所收藏。如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收藏的敦煌遗书的主体，原为李盛铎所得。日本东京三井文库收藏的敦煌遗书，大多原为张广建所得。安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不少来自曾经宦游甘肃的许承尧。可以说，除了前述四大单位外，其余敦煌遗书，均经过后一种方式，最终被诸收藏单位或收藏家收藏。此类遗书由于曾经过各中间环节由私人收藏，在当时，能够收藏敦煌遗书的都属于士大夫阶层，而中国的士大夫从来又有赏玩文物的传统，因此，不少人在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上钤有名章或写有题跋。亦往往召集亲朋好友共同观赏，并邀请书写题跋。此类题跋往往出于名家名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与治学风格，题跋中反映的他们对敦煌遗书的态度，也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敦煌遗书何以流散、中国的敦煌学发展历史的宝贵资料。此类题跋，偶尔也会提供一些出乎意料的信息，如近墨堂01号为一由三十七块残片装裱的册页，第一叶有两条题跋，第一条题跋三行，文为：“丁巳（一九一七）六月，寓五弟南半截衖斋中，王跛持此册来，言是图书馆某君所缀辑，盖自甘肃解馆时竹头、木屑也。”初次见到此题跋，不禁愕然。

　　关于本书，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目前世界各地散藏的敦煌遗书中，往往可见夹杂若干日本古写经、中国其他地方出土的古写经等，香港也不例外。考虑到这些古写经虽然并非出于敦煌，但也有它们独特的价值，故一般均予收入。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相关的条记目录。但由于诸种原因，亦有几件非敦煌传世古写经此次未能收入本书，特此说明。

　　二、松云堂所藏敦煌遗书，除卷轴装五件外，尚有残片一百一十件，装裱在由中村不折题端的册页中。后松云堂黄先生将此册页转赠华萼交辉楼。但由于图录的前期编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且本书的出版时间有限定要求，未及将该册页所收敦煌遗书的收藏编号由“松云堂”改为“华萼交辉楼”。故本图录的“松云堂006号”到“松云堂115号”现实为华萼交辉楼所藏。在此特向读者说明，并向松云堂及华萼交辉楼致歉。

　　三、图录编号“松云堂046号”至“松云堂051号”为回鹘文残片六块。因本人不通回鹘文，故仅著录尺寸及外观，至于对内容的研究，敬待能者。

　　在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除了感谢香港诸收藏单位及收藏家之外，我还想特别对曾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李志纲先生、摄影师邓明亮先生，香港艺术馆的司徒元杰馆长，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冯平山博物馆）的何懿行助理，曾供职于近墨堂基金会的龙德俊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对我多次考察的支持及对出版本图录的诸多支持。此外，感谢山东大学张鹏先生协助考订两件《老子想尔注》残片。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七日于海口南渡江畔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