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为家 阿马蒂亚·森回忆录》（订购）

阿马蒂亚·森 著

刘建 张海燕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由阿马蒂亚·森历时十年撰写而成，不是一部简单的生活回忆录，而是一部学术成长史，追溯了作者的成长环境、所受教育、思想发展、治学经历以及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内情。本书从1933年阿马蒂亚·森历出生时讲起，一直到他在1963年离开剑桥大学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开启下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全书既展示了一个学术大家是如何炼成的，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以及他对不少重要的学术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知灼见，是一部难得的现代学术发展见闻录。

作者简介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留印度国籍。1953年他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曾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和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

　　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他不但是经济学家，而且是人文学者。他虽倾力于学术，但也分外关注现实。他的学说和思想因为充满理性和济世价值而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他的人文精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由衷赞誉和高度评价。

精彩书摘

自传《四海为家 阿马蒂亚·森回忆录》第二十章

交谈与政治（节选）

文|阿马蒂亚·森

一

　　鉴于加尔各答左倾知识分子的国际联系，我初来乍到就受到剑桥左派的欢迎，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有封来自天才数学家奥尔德里奇（里基）·布朗的热情洋溢的信正在门房等着我。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成员，说他收到了加尔各答方面关于我即将抵达的“警示”，并邀请我参加俱乐部为剑桥新生举办的联欢会。我去参加了这次联欢会并决定加入俱乐部。在俱乐部的活跃分子中，有一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一个来自学院街的有点自命不凡的学子，我对他们很少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包括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感到有些震惊。

　　我也很惊讶地看到，俱乐部领导人对苏联和苏联主宰之下的东欧国家毫不在意。诚然，这时还只是1953年，远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在同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之前。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令人震惊地披露了斯大林政权的问题，而匈牙利事件让很多人的思想受到触动。然而，在此之前的岁月里，有关苏联的证据越来越多。就在我们动身奔赴英国之前，我和帕塔·古普塔一道在大吉岭度假时，恰恰就花了大量时间谈论这一问题。

　　在战争期间，英国士兵在他们的坦克上写上：“伙计，顶住他们，我们胜利在望。”到1953年时，那种团结早已被遗忘，而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非凡时刻也早已被遗忘。有关苏联的故事不胫而走，无疑与美国宣传的推波助澜有关，但也绝非仅仅出于这一原因。不过，不仅在英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包括剑桥社会党人俱乐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左翼社团中，人们都强烈否认苏联存在苛政。

　　不过，在英国内部和世界各地，在吸引人们关注平等问题及质疑冷战造成的敌意并敦促核裁军等方面，俱乐部确实发挥了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些事务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可是俱乐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方面的作用却收效甚微。

　　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核心圈子里有一些激进分子，他们看起来有点像工党的极左派，但也有若干理论家。在这些人中，皮耶兰杰洛（往往被称为皮耶罗）·加雷尼亚尼坦言他认为俱乐部的肤浅令人痛心，而我想一位葛兰西派学者完全可能会发出如此议论。查尔斯·范斯坦是个来自南非的、有着共产主义背景的学生，在剑桥学习历史，对这样的言论感到十分恼火。查尔斯还一直是一名非常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对斯大林的著述的不屑而受到他的责备（我还因将斯大林的书倒置在自己的书架上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查尔斯后来相当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变得毫不关心政治，成为英国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不再带有任何左翼倾向。这位牛津大学经济史奇切利教授保留了自己敏锐的才智和在1953年即已显而易见的富于人性的同情心，但他对政治显然变得更加漠不关心了，与那个刚从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来的激进分子简直判若两人。

　　尽管有皮耶罗的苛评，社会党人俱乐部也不乏知识分子的素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经常在那里，斯蒂芬·塞德利（一位杰出的法律学者，后来成为英国的一名一流的法官）也是如此，他是在我于1963年前往德里前后加入俱乐部的。伊恩·布朗利后来成为世界最卓越的国际律师之一，曾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隶属于那里的社会党人俱乐部（他也曾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党员，在苏联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退党）。我经常遇到伊恩。在我的学生时代，他就是剑桥的常客，后来我们又成了牛津万灵学院的同事。那时，他就已经成为讲授国际公法的奇切利教授。

二

　　我通过政治性结社认识的最非同凡响的人物之一是多萝西·科尔，也就是后来的多萝西·韦德伯恩。在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上，里基·布朗递给我一份多萝西的请柬，约我去她家喝酒。她出生时叫多萝西·巴纳德，是一位带有激进观点的成功的木匠兼细木工的女儿，与她的历史学家丈夫马克斯·科尔住在帕克公园的一所房子里。多萝西优雅而亲切的脸上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让我深为着迷并为之倾倒。和她聊天也是妙趣无穷。这是我们终生友谊的开始，而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她于2012年在87岁去世之时。

　　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多萝西的谦逊却显而易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刊发于《卫报》的讣闻中写道，她是“一切自我标榜的敌人”时，就点明了她的这一品质，而她的这种品质，甚至在我们于1953年在剑桥初次晤面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所有批评无一锋芒毕露，有时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这也适用于她对主流经济学的怀疑态度。她在谈到主流经济学时说，她“太愚钝，无法搞懂”它们，但她随后就深入对主流经济学主体部分的错误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批评。

　　在我们晤面数年后，多萝西与马克斯·科尔的婚姻破裂，她于是嫁给了著名的律师兼法律思想家比尔·韦德伯恩（后成为韦德伯恩勋爵），而他也是英国政界中的左派。在过了数年幸福时光后，这段婚姻也以离异告终。随后，在数十年间，她基本子然一身，可她总是那么欢快，总是那么关心他人，但她无疑是孤独的。在我看来，多萝西的人生，就是欢乐与痛苦交替出现的人生。好在她有亲密的朋友，在晚年时经常依赖于他们的陪伴，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夫妇和马里恩·米利班德，而米利班德是一位头脑异常清醒的思想家，是我的朋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的遗孀（也是戴维和埃德的母亲）。

　　在我初次见到多萝西时，社会学在剑桥还没有被当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领域而获得认可，而她通常被说成是一位典型的应用经济学家。她当然也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在社会学不再被束之学术高阁后，多萝西成为英国一位名列前茅的社会学家，留下了久远的影响。她的著作中包括对英国老年人生活的富于启发性而又令人忧虑的分析，以及对护理职业和护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她成为伦敦贝德福德学院的院长，并在贝德福德学院与皇家霍洛威学院合并后，又成为这一合成机构的负责人。她还主持了一项对狱中妇女状况的重要调查，并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题为《为妇女伸张正义——改革的必要性》，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女权主义见解。我从多萝西的研究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了解了探索经济关系中社会层面的重要性，也非常钦佩她在研究一些遭到社会忽视的重要方面中所做出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看来，女性权利被剥夺的一个特征，也深深地反映在了多萝西自己的人生中。遵循社会惯例，她在结婚时两次改名，而且她的大部分知名出版物用的都是她的第二个婚姓（韦德伯恩），甚至在她与比尔·韦德伯恩的婚姻结束之后还是如此。因此，思想上有激进倾向的多萝西·巴纳德用婚姓出版了她所有的书籍和论文。说来也怪，我们在帕克公园的第一次交谈中就触及了这个话题，当时我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在婚后改姓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错误。多萝西耐心地听着新来的印度本科生的高论，随后嫣然一笑，似乎并未特别上心。她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肯定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先处理好。”

三

　　尽管参与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活动也很重要，但我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越了对该俱乐部的兴趣。我喜欢参加政治辩论和研讨会，而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成为举办那些会议的俱乐部的一员，从而可以免费出席。我于是分别成为自由党俱乐部和保守党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喜欢在有时感觉像是异邦人聚会的场合开展的讨论。加入剑桥工党俱乐部对我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那时该俱乐部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是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成员，你就不能加入剑桥工党俱乐部。这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党人俱乐部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可能破坏工党俱乐部的担心。这一规则气量狭小，但它的愚蠢则更为过头。当人们听我说我属于剑桥“除工党俱乐部外”的所有主要政治俱乐部时，他们往往认为我的政治观点与那些俱乐部实际上大不相同。事实上，我也经常付六便士的入场费去出席工党俱乐部的一些看来不错的会议。

　　加入保守党俱乐部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我逐渐认识了身为当时主席的塔姆·戴利埃尔。塔姆出自苏格兰的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家庭（他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并在后来继承了男爵爵位），已经开始对保守党政治心存疑虑。他在竞选剑桥联合会这一主要的大学辩论论坛的主席时，请我支持他（实际上我可能是他提名的附议者），我于是出手为他从左翼那边罗致选票。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当时在剑桥学生中占大多数的保守党抛弃了他。塔姆输掉了那次选举。

　　塔姆与保守派渐行渐远，后来成为著名的工党议员（代表苏格兰西洛锡安选区），经常站在党的左翼一边。他是一位激情似火的议会辩手，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而言，他也是一名很有威力的扰乱者。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英国政府（通过虚假公告）宣称击沉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塔姆因而认为英国政府欺诈不实。塔姆还指责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欠缺情报，更没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与美国一道进攻伊拉克。在苏格兰分权之后，英格兰人在苏格兰事务上没有了与苏格兰人相似的发言权，而与此同时，苏格兰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的议员，对一些英格兰地区问题还能继续拥有与英格兰议员对等的发言权（这一问题以西洛锡安问题而知名）。他也因为质疑这种不对等性而闻名。在从议会退休之前，塔姆就已经成为“议院元老”，是议会最为资深的成员。

　　塔姆的品质，他的热情，他的勇气，他的政治智慧，包括他敢于与众不同的思想方式和提出难题的意愿，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就已初露锋芒。他在自己的很有可读性的《自传：笨拙的重要性》一书中绝妙地探讨了他优先关注的事项。

　　我在他的祖居宾斯庄园曾度过一些美好的日子，那里离爱丁堡不远。我也结识了他母亲，与她的交谈非常温馨而且富于启发性。她是一个可爱的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苏格兰的传统与历史有着详尽的知识。这当然也包括对他们家族历史的记载，是从塔姆大名鼎鼎的祖先也就是“血腥的塔姆·戴利埃尔”开始的。塔姆的这位祖先在十七世纪组建了皇家苏格兰灰骑兵团，至今依然受人崇敬。塔姆的善良主要是一种天赋，但他母亲基督教的和人道主义的信念显然也强化了这一点。

　　正如以前我去迈克尔·尼科尔森家小住时，他坚持必须离开他家所在村庄才能喝酒一样，塔姆告诫我在与他母亲交谈时不要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何况塔姆还把我说成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在我做客宾斯庄园的次日，塔姆的母亲告诉我，她已经邀请了爱丁堡主教过来，他非常想和我讨论一些印度教的复杂问题。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主教的问题大多关乎印度教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有关信仰和习俗的问题，所以我基本上能够对答如流。

四

　　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跟我同班的经济学家中，我逐渐与来自巴基斯坦的马赫布卜·哈克熟络起来。我还与耶稣学院的塞缪尔·布里坦变得关系密切。离开剑桥后，萨姆很快成为一名职业记者，首先供职于《观察家报》（他成为该报的经济编辑），继而在《金融时报》担任了数十年的首席评论员和社论作者。就在我们刚刚毕业之后，萨姆的专栏开始出现在《观察家报》上。这些专栏附有他的一张照片，看起来不仅睿智和严肃（当然，他兼而有之），而且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丹尼斯·罗伯逊在萨姆还是学生时就认识他，有一天问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即这张照片反映了萨姆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为成熟的意图。（丹尼斯说：“像五十岁了呀。”）我们讨论了这个猜想，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萨姆只是想看起来知识渊博、为人沉稳，而要取得这样的效果，年龄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我至今不确定我是否赢得了那场争论。

　　塞缪尔·布里坦从来都远不只是一名记者。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出版了许多论述社会、经济和政治主题的书籍，逻辑缜密而笔力雄健。在他的《道德、政治与经济论集》中，他汇集了一些极具原创性的文章，其中包含对一些独特论点的合理称扬，却并没有过于旁逸斜出。他主张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总方法，充分反映在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述》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两书中；后者的标题贴切地体现了萨姆的基本动机。

　　1954年秋天，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首次见到萨姆。他刚刚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回来，而这次俄罗斯之行证实了他对苏联的所有深重疑虑。他向我解释说，他在赴苏之前一直是工党俱乐部的成员，但在旅行结束后决定离开工党并加入自由党。我很喜欢我们的交谈，而且我从他的总的经济学思想中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亲市场的立场，但其中却带有与其说保守毋宁说自由的热忱，主张让人们过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抑或是市场经济在我们经济和政治思想中的地位，还是他对各种制度的自由而非保守的态度，我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发现与他有严重分歧。

　　然而，我比萨姆更关心市场的缺陷以及市场能做什么的问题，尤其忧心它无法应对来自市场之外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效应”（其中，污染、犯罪、城市污秽和传染病流行就是很好的例子）。1920年，A.C.庇古在其杰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已发人深省地写到了不同类型的外部效应。

　　1954年，就在我与萨姆、马赫布卜等还在本科攻读经济学时，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共支出的纯理论》的雄文，论述了市场在生产和配置像安全、防御等共用的“公共消费品”以及对医疗资源进行总体安排等诸多方面容易出现的重大错误。牙刷是一种典型的私人消费品（如果它是我的，那你就不可使用），而市场往往能够很好地处理私人消费品。然而，街头没有犯罪是一种公共消费品，就一个人对它的使用而言（受益于低犯罪率，对他或她的生活产生了有利影响），他或她的使用并不会排除另一个人对这个相同的“物品”（低犯罪率）的可使用性。萨缪尔森表明，如果只通过市场进行配置，那么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就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局限性；他的这一思想，对我的一些基本关注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于是试图说服萨姆认同萨缪尔森的信念。对于萨缪尔森做出如此区分的正确性，我们的意见毫无二致，但对于公共消费品在经济决策中究竟有多么重要，我至今依然怀疑，我们之间是一直有分歧的。如果那算一个分歧的话，那么另一个分歧则在于对避免严重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的看法，而我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我与萨姆在大处一致而又有些许分歧，从而使我们的关系始终既能激发智慧，又能让我们工作硕果累累。

　　班上还有其他同学也成为我的亲密好友。我太了解沃尔特·埃尔蒂斯了：他一直在牛津大学任教（兼任埃克塞特学院董事），还担任过英国数届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我还逐渐了解了另外几名同学的情况，如来自斯里兰卡的兰吉·萨尔加多，是一位颇有资历的经济学家，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恬静和谦逊。他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在那里取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从学生时代起，兰吉就热衷于冥想和其他佛教修行，后来担任华盛顿佛教寺院住持。他是一位谨行中道而且非常宽容的政治思想家，很难推动他参与任何争论（虽然我尝试过，但不成功）。我和兰吉在第二年复活节假期曾一道旅行，在韦林花园市度过一周。我们是被该市名字中所含信息误导的，还以为那里会有一些美妙绝伦的花园。在剑桥相当冷清的节假日，我们实际上只是想找个花费不多的去处度个短假。当我们在韦林下了火车时，环顾这个人工拼合起来的小镇，竟然没有一个花园在望。兰吉问道：“我们没搞错地方吧？”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