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 专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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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桥驿：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

2002-07-31 11:01:47 来源：

最近我读到吴松弟教授所著《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也就是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虽然仅仅是粗略地通读，但已经感到收益良多，并且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的继续发展而无比高兴。首先要说明几句的是，本书之名是《中国人口史》，但我是把它作为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看待的。从学科的概念来说，人口史是历史学，属于史学研究中的专史一类。而人口地理学是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研究中的系统地理一类。但由于本书内容除了辽宋金元四个历史朝代以外，还包含大量的地域概念。全书重视各时代的户口统计，当然统计工作大量是按区域运作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书撰述的思想方法，作者在其《卷后记》中提及：“本卷打破王朝界线，主要依据自然地理和王朝疆域、政区情况，将研究的主要范围划为16个区域，比较详尽地讨论了各区域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人口分布状况，以及影响区域人口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便于学术界认识当时各区域的历史。”作者的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成功的，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于本书所包含的大量研究成果，对许多学术领域都有价值，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本书的学科属性或许倒是次要的了。

本书是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的一部成功之作，这有赖于作者在这个领域中的深厚学术素养和执著努力。三年前，作者出版了《中国移民史》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说明了作者对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特别是从公元10世纪初到14世纪后期的这段时期，从移民这个课题上，已经有了充分研究。当然移民只是全部人口地理上的一种机械变化现象，正如作者在《卷后记》所说：“我深深地体会到研究人口中的难度比研究移民史要大得多。”而且，从辽宋金元这段时期和地域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也就是人口的历史演变和地理分布，都有其特殊性，确实存在很大的研究难度。这四百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权一再变化的动荡时期，既是人口的机械变化特别剧烈的时期，也是民族播迁特别频繁的时期。而在地域上说，既有边疆的人口地理，也有内地的人口地理。难怪作者在《卷后记》说了辽宋金元人口史尤其是一块难啃的‘骨头”’的话。令人鼓舞的是，作者毕竟出色地啃掉了这块“难啃的骨头”。

本书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法上，的确有不少突出的特色，这是值得这个领域的学者们重视的。例如对宋代人口的研究，由于作者在闰年图上花了很大的功夫，作了细致的分析比较，发现了闰年图和全国总志的关系，因此断定在宋代户口的调查统计系统之外，还存在着闰年图——地理总志这一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作者的这一发现，为有宋一代的人口地理研究开辟了一条事半功倍的途径。经过作者查清，《元丰九域志》等总志是《宋史·地理志》文字资料和户口数字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许多“地方志的户口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地理总志”。作者的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因为除了宋代的人口地理研究以外，对于从许多领域研究宋代的学者都是一种启发：必须重视全国总志。在大量的方志中埋头工作，要注意避免重复劳动，而且要注意来自地方志的资料，都应该与诸如《寰宇记》、《九域志》以及《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后三者无关人口地理)等核对。从地方志中获得的若干与上述全国总志有出入的资料，当然不必放弃，因为还应考虑到已经亡佚的图经。在宋代，图经也是朝廷公开颁布修纂的。《开宝图经》虽然在《宋史·宋准传》中言之凿凿，但以后并无流传。但《祥符图经》是一部1500多卷的大书，陆游在《嘉泰会稽志序》中说：“书虽本之图经。”《嘉泰会稽志》是南宋的著名地方志，它就是据《祥符图经》修纂的，所以本书作者的论断信而有征。

此外，作者从元人文集中搜索南宋户口资料。对于边疆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作者以其独特的思考和数据，对辽代的人口进行了新的估测。对于元代的人口地理，作者对历来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对《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户口总数和区域户口，作出了较前人更为详尽的考证。

对于《元史·地理志》记载的区域户口，作者在本书中特别设置《〈元史·地理志〉区域户口考》一章，用两节篇幅对各行省进行了以“路”为基础的考证，这实际上就是元代人口地理的研究。对于辽宋金元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本书用两章讨论“北方各区域人口的发展过程”，又用两章讨论“南方各区域人口的发展过程”。这四章，从研究方法到表达形式，除了缺乏地图以外，都是完整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对于历史地理学者来说，本书第十三章《城市人口》具有很大吸引力。因为这不仅是历史人口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历史城市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问题。这一章讨论“北宋东京人口”、“南宋临安人口”、“辽宋金元今北京人口”各节，是中外许多学者长期以来的研究热门。作者在对各家说法广征博引以后，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对北宋东京，作者最后说:“总之，北宋东京最盛时有13.7万户，150万人左右。”又如南宋临安，作者最后说：“临安城外约有人口40余万，城内人口八九十万。”这里，对于广泛介绍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我认为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的说法，最好能加以补充。施坚雅也曾估计过全国人口数字，其中公元1190年的数字为11000万，属于本书论述的年代之中，或许也值得在相应的章节中加以介绍。不管上述数字的真实价值如何，由于它们都出于一本为不少学者所推崇的国际汉学名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所以有必要向读者介绍。

在评论了全书以后，还想对本书在文风和文德方面的表现说几句话。对于文风，前面的议论中实已述及。本书对各种资料的谨慎筛选，扎实考证，而全书中任何一种分析论断，都做到言必有据，这样的文风，在当前确实值得提倡。

(本文作者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原中国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摘自《中国图书评论》7/2002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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