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营企业的发展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

　　无论是创业者、企业管理者，还是关心这一议题的普通读者朋友，可能都会想要了解——为何有些企业能破茧成蝶，而有些却湮灭无闻？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创业者和企业的发展与成长？

　　让我们从学术的视角出发，预测民营企业的未来，探讨何种因素影响了企业成长，谁更能成为大的企业家。

　　本篇文章摘选自《弄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砥砺前行：中国民营企业的未来”一章，揭示了民营企业成长的底层逻辑。

《弄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订购）

作者：朱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主。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营企业是我国收入分配中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主体。本书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与企业行为的社会基础，重点探讨企业主的社会出身与关系网络对企业成长与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从而丰富和拓展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相关认识。

作者简介

　　朱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组织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

精彩书摘

谁更能成为大企业家？

（节选自《弄潮：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责任》）

　　经过40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一方面，民营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60%，民营经济能否持续高质量发展，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整体经济能否持续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要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营企业的支持与配合是难以实现的。正因为民营经济具有如此重要性，所以吸引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尤其是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相关文献已经汗牛充栋。社会学的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而且社会学为了解和认识中国民营经济提供了特别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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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企业主是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对各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主共同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群体经历了一次大的断层，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大部分民国时期形成的民营企业主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企业主群体来自哪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结合既有研究与本书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我国各个时代创业者社会来源有着明显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体制内单位的员工工作稳定、福利优越，很少有人主动放弃体制内工作“下海”创业，此时主动创业者往往是那些在体制内难以大显身手或者根本就难以找到体制内工作的人。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大获成功，成为令人瞩目的“万元户”，以及民营经济合法性得以巩固，越来越多体制内单位的精英蠢蠢欲动，纷纷“下海”创业。

　　世纪初，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大量工人下岗，为了继续生存，许多下岗工人自主创业，但这一波创业潮的主体与20世纪90年代存在明显差异，他们以体制内单位的普通员工为主，而且很多都是被动创业。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创业门槛大幅降低，更多一般社会民众开始借助互联网平台创业，出现了万众创业的场面。总的来看，创业者的社会来源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一个精英化过程，而进入21世纪以来，又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其次，虽然制度环境的变化与创业门槛的下降给予了更多人直接创业的机会，但是，创业是一个艰苦过程，大浪淘沙，真正能够留在市场持续发展的人并不多。通过对大企业主社会来源的变迁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工作来源还是家庭来源，大企业主都出现了精英化的趋势。无论是体制外精英还是体制内精英，他们的创业起点都比一般人更高，他们企业的成长速度更快，因而他们更可能成为大企业主。这一优势随着改革推进而有所扩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创业时的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书并未进一步探寻其中的原因。我们猜测这可能是两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一方面，社会精英与一般民众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有所扩大，他们的创业资本自然也会扩大；另一方面，企业主家庭的影响也在变强，过去的精英型家庭主要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与工作进而影响子女企业规模，现在的精英型家庭除了上述间接路径以外，还能直接影响子女企业规模，而这可能就包括在创业时期给予子女积极支持。

　　最后，相对于一般民众，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创业与经营企业过程中具有共同的优势，但精英内部还存在一定分化，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企业成长路径与家庭再生产路径上。与市场精英相比，体制内的技术精英与管理精英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后者也与体制内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具有更多的联系，这使得他们兼具市场能力与体制资本，市场精英当然也具有市场能力，不过这种市场能力不完全是通过教育获得的，更多可能是通过“干中学”获得的。事实上，技术精英与管理精英也是有差别的，正如魏昂德的研究发现，政治认同成为选拔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的主要差别，这一差别可能深刻地印刻在二者的思维框架与价值观念里，这使得管理干部即使“下海”创业，也会延续体制内单位的许多做法，这可使他们的企业获得更多合法性，从而成长更快。

　　民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精英流动情况，并回应了市场转型理论。本书结果支持了“精英再生产论”，这种再生产包括代内再生产与代际再生产。本书同时也发现精英内部存在分化，不过与伊亚尔、塞勒尼等人提出的“精英分化论”相反，我们发现管理干部创业以后的优势比技术干部与市场精英的优势更大。这是因为管理干部的文化资本并不比技术干部的低；而且，中国经济改革保持了政治体制的连续性，这使得“下海”创业者掌握的丰富政治联系以及合法性得以持续发挥作用。中国渐进式转型也使得市场转型理论的预测有偏差。

　　市场转型理论认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伴随的是社会资源分配权力的转移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这里的权力转移是在再分配者与一般生产者之间转移。但在我们看来，一般生产者不掌握任何社会权力，不同社会权力掌握在不同精英手上，因此要检验社会权力是否发生了转移，需要观察不同精英之间的优势是否发生了变化。即使如此，管理型企业主相对于市场型企业主依然保持了优势，也就是说，市场权力并未成为社会中分配资源的决定性权力。诚如市场转型理论所说，市场协调的资源越来越多，但市场中流动的资源主要是一般性的生产要素，一些稀缺的生产要素依然掌握在国家手里，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些稀缺资源可能是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故而那些具有更多体制联系，同时企业结构与行为更符合国家需求的企业，在资源分配上能够获得政府更多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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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