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世界经济在缓慢复苏中呈现动能不足、增长失衡、碎片化加剧的特征。地缘冲突升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蔓延等风险挑战，给全球增长前景蒙上阴影。与此同时，变革与机遇令人瞩目：全球科技创新方兴未艾，催生更多新经济形态；绿色转型成为大势所趋，有望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全球南方”占世界经济比重提升，深刻改写世界经济版图……

——新华社

　　当硅谷银行崩塌的余波未平，美联储降息预期反复横跳；当全球债务急剧扩张，发展中国家汇率剧烈震荡；当AI技术以每周迭代的速度重构生产力——我们不禁要问：传统经济学理论还能解释这个疯狂变局的世界吗？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大时代下宏观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与变革》一文中写道：“经济学理论受到极大的挑战，创新势在必行。”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重新对宏观经济学进行思考将是一个持续的当务之急。

　　《演化还是革命？》一书首先提出了次贷危机后的宏观经济学究竟是发生了演化还是革命这个问题。这场危机也触发了大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动物精神、有效市场假说、理性泡沫等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和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萨默斯领衔的学术成果，本书以次贷危机为分水岭，记录不同背景的学者和主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碰撞。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当黑天鹅已成常态，本书将带领读者打破范式，洞见未来。

《演化还是革命？》（订购）

作者: [美]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劳伦斯·萨默斯

译者: 陈静 高淑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次贷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究竟发生了演化还是革命？接下来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不平等与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问题这五个主题，对此展开了讨论。

　　危机会如何改变宏观经济思想与政策?

　　政策制定者为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了吗?

　　是否可以做更多工作以阻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

　　危机之后，是否应该改变正常状态下的政策执行方式?

　　本书致力于带来前沿的思想和见解，以帮助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新挑战。此外，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即每个部分都以一个背景介绍开始，接下来是背景截然不同的学术研究人员和主要政策制定者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希望借此拉近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人员之间的距离，让政策制定者可以从学术研究的新思路中获益，同时鼓励学术研究人员为解决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贡献智慧。

电影《大空头》剧照

精彩书摘

本篇作者：新加坡现任总统，萨曼·尚达曼

　　大学教育是否已带来社会不公和低效？许多国家在经济方面已经变得非常低效，在很多社会方面也很不公平。在美国，数据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在美国，每两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五年内不能毕业。公立大学的这一比例更高，但即使是在私立大学，也有40%的学生在五年内无法毕业。

　　顺便说一句，大学教育的典型成本不是四年的费用，而是更多。大学教育是昂贵的，只能带来微弱的就业产出。在那些确实毕业的人中，40%没有从事需要大学学位的工作。

　　与高中毕业生相比，大学毕业生中收入占底层四分位数的人在工资方面几乎没有溢价———这是以平均水平来衡量的工资溢价存在的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

　　在印度、中国和韩国，情况也大致相同，这些地方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在一些欧洲国家，很多人在上大学后辍学。这反映出在经济方面以及在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民和刺激社会流动方面的巨大效率低下。

　　我并不是反对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现在，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是在一个技术发达的世界里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大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我们的高等教育过度学术化了，不教授现实世界所需的知识和应用能力，不考虑不同群体多样化的学习风格，不能使很大一部分年轻人为未来就业和发展做好准备。在任何一个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我们都需要更好地融合高等教育的学术模式和应用模式。

　　对普通四年制大学教育的通常辩护———不管认为它提供了通识教育还是其他学术导向的教育———是，大学教育在培养年轻人掌握未来生活中所需的一般性技能方面做得很好，这包括软能力、学习能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认为这个观点带有某种精英主义。

　　我们不应该认为应用型教育模式，即既包括实践又包括思考的教育模式，缺乏发展一般技能的手段。生活所需的一般技能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证据表明应用型或者双重教育体制在培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以及创造能力方面不如那些常规的学术型项目。除此之外，这类机构还帮助学生做好了就业的准备———这仍然是人们说他们想上大学的主要原因。

　　现在改变还不晚。在早些时候，英国把所有理工学院都改成了大学，现在在英国有一种关于重新看待应用型或双重教育体制的讨论。北欧有很好的例子可以学习。在新加坡，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教育体制也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在美国也有一些这种教育形式的极好例子。例如，距离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性机构不远的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学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找出并培养能够让人们在未来充满信心的技能，不管他们是刚刚准备工作还是已经参加工作。

　　一个相关的转变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对学习进行再投资。一个人在生命的头20或22年里接受的旧模式的前置教育正在贬值。新的游戏是终生学习，在一生中不断地接受教育。

　　同样，这既是一种经济战略———在这个世界上，面对颠覆性技术，需要不断地再培训和适应———也是一种社会战略，一种不断寻找平衡生活机会的方法。这恰好是我们在新加坡最重要的战略。我们称之为未来技能。

　　中产绝对收入下降，导致社会不同阶层关系变微妙？当收入的绝对增长减少或收入长期停滞不前时，人们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就变得重要起来。

　　在这方面，重要的不仅是通常所说的相对关系。这不仅是中产阶级想要缩小他们与上层阶级之间的差距。人们很喜欢看有人从梯子顶端摔倒的场面。但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喜欢看到那些曾经在他们之下的人向上移动并取代他们。

　　在正常时期，相对下降已经够让人不舒服的了，但当绝对收入增长也下降时，情况就更糟了。这就是政策带来的挑战之一，我们想要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尽可能多的社会流动性，但是当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境况都有绝对的改善时，这种流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接受、拥抱、庆祝。

　　因此，当我们考虑弗曼所提出的“所有好事一起来”这一象限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实现基础广泛的、绝对的收入增长。在这方面，我们在许多发达国家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并不好。

　　近几十年来，在很多发达社会中，中等家庭的收入增长是如何停滞不前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长期的、纵向的关于孩子相对于他们父母的表现的数据。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流动已经停滞。如果你看看今天30多岁的那一代，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你会发现他们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与他们父亲在同样年龄时的收入相当甚至更多(按实际价值计算)。

　　在“锈带”(RustBelt)，这一比例远低于50%———换句话说，如今那里不到一半的儿子挣得和他们父亲当年一样多。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它不断被感知、被察觉，成为一个新故事。这些数据是针对美国的，但其结果与我们在其他一些国家看到的印象更为深刻的情况并不矛盾。

　　大多数人倾向于根据过去推断形成关于自己生活的预期———因此如果你的父母进入中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你将期望并且当然希望自己的收入也按照相同路径不断改善你的生活。因此，如果这些期望没有实现，就会导致极大的失望。与此同时，如果那些在你之下的人逐渐向上或赶上你，事情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它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第二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始终未能达到发达国家或更发达的新兴国家的水平。经济发展趋同的简单逻辑是，如果一国从远离生产率前沿的地方起步，它就可以借鉴他国的技术和最佳实践，并比前沿国家更快地发展。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东亚国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验证，但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南亚的部分地区，几十年了，这一逻辑还没有兑现。

　　未来五年将会延续过去的趋势———趋同的国家将会继续趋同，而不趋同的国家也将继续保持这种趋势。

作者介绍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索洛经济学荣休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C.弗雷德·伯格斯滕高级研究员。曾任《经济学季刊》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宏观经济学年报》编辑，也是《美国经济杂志：宏观经济学》创刊编辑。同时他还是计量经济学会的研究员和前理事会成员、美国经济学会前任会长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校长。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以及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因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