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订购）

项贤明 等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教育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地位稳固确立，公共教育投入持续增加，义务教育全面普及，教育发展总体达到世界中上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创新层出不穷，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了扎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历程，对四十多年来教育观念变革、教育战略部署、教育体制改革、教育理论创新等方面历史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充分论证了教育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面向未来的教育深化改革提出了展望。

作者简介

　　项贤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教育学原理》首席专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教育政策。

精彩书摘

　　进入新时代，我国教育界和社会上关于“减负”问题又有新的声音出现。首先是社会上中小学生家长对“减负”的质疑在网络媒体上的传播，日益引起广泛关注；也有来自教育科研部门的不同声音，例如，以时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为组长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的国际比较研究”，通过对中、美、英、俄、日等10国中小学相关学科教材的研究，得出了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处于国际中等水平的结论。这些新声音，尤其是来自教育科研部门专家的声音，在社会上引起了关于“减负”问题的争论。总体上看，很多家长对“减负”持质疑的态度；教育行政部门一些官员力挺“减负”政策；教育科研人员则多倾向于认为学业负担成因复杂，暂难定论，有待理性探讨。

一

学业负担问题成因的历史分析

　　回顾自1964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减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形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因素的确复杂，但总体上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教育结构失衡和重点学校入学竞争而导致的升学压力，以及科举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对升学压力的放大效应，是导致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最主要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的相关教育统计数据来看，每当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表现突出时，其背后一般都存在某一级教育毕业生人数远远多于上一级教育招生人数的情况。这种教育结构失衡带来不同层级教育规模的发展匹配度不够，导致的升学压力迅速增大，往往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最主要的成因。此外，在各级教育毕业生和招生规模匹配度较好的情况下，选择重点学校的竞争压力，也会成为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就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实际情况看，这种由升学竞争带来的考试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中考和高考的压力仍然比较突出。这种现状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中小学生都希望进入重点普通高中，而不愿进入职业高中和高考成绩不佳的普通高中。究其原因，除了职业高中毕业生大多处于社会底层等社会实际问题外，科举文化对升学压力的放大作用也不可低估。透过高考状元受到追捧、高考前祭拜孔子等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科举文化在我国社会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是降低了，而是不断增强了。甚至连某些教育主管部门也公开主张以科举经验来指导高考改革，致使高考的科举文化特征实际上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得到强化。凡此种种因素相互叠加，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推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二，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制度不科学，加上教学方法存在各种问题，以及对学生学习方法指导不足，由此带来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的下降，是形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来自学校内部的主要原因。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够丰富，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课程设置过于单一，课程学习本身又缺乏选择性，难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未来人生规划来选择学习相关课程，不能满足青少年学生发展的个性化需要。很多学生都在被迫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甚至厌恶的课程。由于片面追求在应试方面的效率，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也存在很多问题，考试中能立竿见影的死记硬背方法使用过多，聚焦理解和运用科学原理的方法，往往由于耗时更多而使用不足。这也严重抑制了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我国中小学长期以来还普遍存在重视课堂教学而轻视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指导的倾向，致使很多中小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大量无效学习徒增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学校教育内部的这些问题相互叠加，构成了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在因素。从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所有课程的负担都重。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课程，学生即便学习时间相对较多，也并不感到负担过重；不感兴趣的课程，很少的学习时间也可能形成很重的学业负担。认清形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学校教育内部因素，对我们未来通过教学改革来达成“减负”的目的，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新时代的新形势下，政绩推动下的改革话语生产失范，导致教育改革陷入迷途和困境，也是“减负”旷日持久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其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学校升学率和考试成绩成为相关干部的政绩之后，“减负”也就难免会沦为教育改革中的空口号和假动作。1997年5月15日，《中国教育报》曾发表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题为《对当前若干教育热点问题的认识》的文章，文章认为学业负担源于多方面的原因，“大家普遍关心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有的学校想减少家庭作业，往往家长有意见，生怕影响孩子升学；有的政府领导人乃至教育部门负责人往往只是以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是否办好的唯一标准，对办学者造成极大压力”。对中小学校来说，来自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压力，往往比来自家长的压力更加直接，也更加不容忽视。这种将升学率当作政绩的倾向，也是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因之一。另一方面，当“减负”本身成为政绩之后，它也就从实实在在的改革行动变异成了一种制造教育改革泡沫的空头话语生产。这是近年来在教育改革中表现得日益明显的一种新现象。由于党和国家对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高度重视，“减负”本身反过来也成为少数地方政府领导和教育部门负责人眼中的重要政绩。在这种情况下，以追求政绩为目的的片面“减负”现象日益增多，具体表现为：（1）无差别的全体“减负”，即无视不同的学生课业负担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况，也无视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际需要，将课程纲要中的最低要求当作对全体学生的要求，进行覆盖全体学生的“一刀切”式的“减负”；（2）无目的的盲目“减负”，即不顾实际情况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凡是“减负”就视为政绩；（3）不看实际情况的强制“减负”，即不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学业负担的具体原因，简单地采取不断加码、突击检查、一票否决等方式强制“减负”。在追求虚假政绩动机的推动下，以“减负”名义出台的各种教育改革措施可谓花样迭出，相关的教育改革政策话语不断翻新，但若干年后回头再看，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越减越重。这种来自政策领域的原因，导致“减负”陷入困境，也应当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

可能的解决之道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根据以往教育改革的历史经验，面向未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应当尽快终止简单粗放的“减负”改革，尤其是必须停止不顾发烧的病因而一味加大剂量开退烧药的粗暴做法，找到问题的症结，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教育改革措施，从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总体而言，我们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同时将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从考试改革转向高校录取制度改革，引导中小学走多样化发展道路。

　　半个世纪多的“减负”改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点学校的存在，以及由此带来的择校问题，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简单地取消重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通过集团化等方式走均衡发展道路，不仅难以真正实现，而且不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国家也不仅仅需要科学家。较为切实可行的合理路径应当是，改“办重点”为“办特色”，将培养科技拔尖人才与培养高级工匠、高级农业工人等同样视为办学特色，在特色中逐步消解重点。

　　与“办特色”的教育改革相适应，我们要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为主题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从而大力丰富我国中小学课程体系，尤其是在高中阶段，更是要大大增加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与此同时，还要在中小学全面启动以激发学习兴趣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有兴趣，就没有负担。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作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通过激发兴趣来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作为配套改革，应当将我国高考改革的工作重点转移到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上来，要求高校不同的专业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来确定本专业录取要看哪些科目的高考成绩，确定不同科目的分数权重，制定本专业录取标准，并且在全国统一招生网络平台上向社会公布。在公布录取标准的同时，也向社会宣传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毕业生就业去向。唯有通过高校招生改革，才能真正引导我国基础教育改革逐步走向多样化和可选择，从而为青少年学生创造力发展拓展自由空间，为国家创新力提升奠定基础，使教育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好地发挥基石作用。

　　第二，调节各级教育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大量兴办综合高中，淡化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合并放到高考阶段进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升学压力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最主要成因。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过少是导致中考升学压力的主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进入普通高中学习，这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是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要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及。我们应当重视这样的国情，因势利导地进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也对产业工人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的新时代新要求，我们应当在保留一定数量的办学情况较好的职业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综合高中，淡化高中阶段的普职差别，将职业选择和专业选择都放到高考中去进行。通过这样的改革，不仅可以缓解中考的升学压力，减轻初中生的学业负担，而且可以让学生在高中阶段丰富多样的课程选择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志向，促进学生自觉进行职业定向和个性化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中阶段的学业负担。

　　第三，通过社会改革进行阶层利益调整，拓宽社会流动渠道，突破科举文化在社会心理层面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和制约。

　　教育改革从来都不应脱离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有的情况下，社会配套改革往往能够决定教育改革的成败。多年来的“减负”改革经验告诉我们，职业高中吸引力低，也是我国中小学生升学压力和学业负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家长之所以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学校，主要原因在于进入职业教育轨道的孩子大多流入了社会下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重新建立并进一步完善国家技术工人职级制度，制定各级技工考核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国家最高级别技工的最低工资标准应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大学教授的最低工资。所谓“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当然并不是要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或高级领导干部，而是要让社会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分享改革红利，过上体面的生活。当把人分成三五九等的“九品中正”思想孑遗被彻底革除了，“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文化对教育改革的消极影响也就自然会被逐步化解，“减负”的改革目标也就有可能真正达成。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是一个困扰了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半个多世纪的老大难问题。它不仅是我们教育改革之路上的拦路虎，更是影响我们培养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所需要的各行各业拔尖创新人才和优秀劳动者的一大绊脚石。总结历史经验，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对我们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教育科学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