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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去－－人大出版社《积极生活》

丁国强（公务员，现居青岛）

2004-03-04 10:34:21 来源：

　生活者是一切生命个体的共同身份。

　思想的诱惑源自真实生活的魅力。如果安于笼罩在生活表层的种种假象，追问就成为不必要，而思想批判也因此而多余。公共知识分子是公共领域的关注者，机会的不平等、弱势群体的处境、底层生活的真相等等，都在他们的视野之中。与拼命挣扎的当事者不同，公共知识分子并不置身于具体的时间之中，他们的目光中既充满了言说的激情，又融汇着理性反思和冷静观察。他们并不像革命语境下的振臂一呼者那样，动辄就充当某一群体代言人，在他们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获取话语霸仅的阴谋，而与权力相对抗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在权力面前，沉默就意味着同流合污，更何况是大声叫嚷，“面对强权和悖谬的世界”，守住人格底线和思想尊严是投入积极生活的前提。崔卫平的批评文集《积极生活》是一本体现公共知识分子情怀、拷问灵魂的书。她用电影、诗歌、小说的文化个案来观照这个骚动的世界。
　一个被权谋文化熏陶得过于老练的民族有足够的手段来消解启蒙的光芒。有时候，奴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惯性，而且也是一种成本算计之后的选择，是一种匍匐生存的小聪明。康德提出了启蒙运动的口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转换为“要有耐性消磨你自己的理智”。所以，崔卫平指出，今天再来用“吃人”、“铁屋”、“黑暗”这样一些隐喻和符号来表达对社会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简单套用这些过去年代的启蒙问汇已无法呼应今天的现实。每个时代都赋予人们不同的现实感，启蒙的本质是对时代问题和残缺现实的一种承担、一种追问、一种考量。这显然是对固有思想方式和话语习惯的粉碎和破坏。
　崔卫平强调知识分子的“生活者”角色，意在提醒那些滔滔不绝、大放厥词的空谈者把话语流融入公共期待之中，去拷问和敲打生活的意义，去承担日常生活的责任，去体味日常生活的温暖。日常生活是一个内在的视角，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它充满了琐屑和零碎，但是，任何一种思想、一种写作、一种学问，都难以将日常生活智慧彻底剔除干净。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那些根须般游动的细节传递着贴近现实的声音，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其表述的空洞性、虚伪性。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把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的街谈巷议混为一谈，而是要求思想者和写作者千万把自己当人看，当成一个用鼻子喘气、用嘴巴吃饭的生活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为了谋求话语霸权而把自己打扮成非人。非人是不会顾及生活常识、理性规则和道德底线的。生活者是一切生命个体的共同身份。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写作天然就具有某种神圣化色彩，这种“神圣”来自对世俗生活的超越和升华，而不是把“神圣”当成面具来唬人，来作秀。不是诗与思拉开了诗人与世界的距离，恰恰相反，离开了诗与思，生活世界就不会赋予诗人以意义，而诗人也会因为丧失心灵的丰富性而干瘪下去。
　“到灯塔去”是一种不可遏止的精神探寻冲动，怀着一颗信仰生活的心。无论是言说，还是沉默，诗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我的不可复制性。当然过分强调写作的独立性，也容易形成某种封闭性和优越感，从而割断和公众的精神联系。崔卫平说：“写作有其自身的写作伦理”，其意图即在提醒写作者回到生活的常态，从“为别人提供思想“的幻觉中摆脱出来。“权力无所不在，抵抗也无所不在。”
　在“公共空间”里面，权力资源的分配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包括表层的生活和心灵内部的生活。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有责任担负起为权利而斗争的责任，不但要反思人性的种种黑暗和缺陷，而且还要发出声音来。这声音是平静的，从容的。如同卡夫卡写于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中的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崔卫平对听到了这简短语句后面的声音：我有权不加入你们这些侵犯者的行列，不以任何一种方式增添耀武扬威者的威仪，我也用不着学你们那种腔调和语言说话。这是面对强权和悖谬世界的理性选择。从绝望和怀疑的坚硬墙壁折回，以一种微弱而又积极的声音作为精神起点，去寻觅更加宽广和厚实的幸福。

　（《积极生活》崔卫平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22.80元）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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