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与中心——历史格局下的屯堡文化研究》（订购）

吴斌 付新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边缘与中心——历史格局下的屯堡文化研究》以史料考证、现象分析、文本研究的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屯堡文化，从屯堡社群的演变、延续中，挖掘整个历史变迁中的社会、文化传承的脉络，以及社会孕育文化、文化反哺社会的普遍规律，同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主流社会文化的嬗变与兴替。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尚存的文化共同体，屯堡人的贡献在于，他们在自身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巧妙而又忠实地实现了发源地文化与迁入地的环境有机结合，在坚持中又适时地发展了发源地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共同体。这个角度的研究，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机制，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屯堡地戏传递的“身份”特征

（第七章 节选）

　　在贵州安顺屯堡地区众多独特的文化事象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地戏无疑。这是一种由演奏者头戴面具、身着彩裙，在锣鼓伴奏中舞蹈、打斗的戏剧表演。由于这种戏剧的表演场地并不在舞台上，而是在村寨空场或平地围场，因此被称为“地戏”，当地人也称之为“跳神”。

　　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地戏”的称谓是在《安平县志》——安平县即今安顺市平坝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原“卢唐三寨及今金筑府地”置平坝卫，平坝之名由此而始，含有“地多平旷”之意。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裁平坝卫，设县，名安平县，隶于贵西道安顺府。《安平县志》成书于清道光七年（1827），由安平县知县刘祖宪主持编修，书中卷五有关于地戏的记载：“元宵，遍张鼓乐，灯火爆竹，扮演故事，有龙灯、狮子、花灯、地戏之乐。”巧合的是，屯堡文化的母源地江淮地区的历史记载中，在差不多的年代，也有“地戏”字样出现——清代范祖述所著的《杭俗遗风》中《时序类·太岁上山》有一段描述提及“地戏”，即：“立春前一日，杭府暨总捕、总理事、水利三厅；仁和、钱塘二县，着朝服，坐轿宪，全副执事，亲往庆春门外迎请勾芒之神。其神先期查取姓名年貌，或老或少，即将旧年神亭迎去，毁而新塑，彩画端整，仍供于亭。长约二尺许，头塑双髻，立而不坐。迎时，神亭之前有彩亭若干，供磁瓶于中，插富贵花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等执事。大斑、鼓吹、台阁、地戏、秧歌等类，纸牛、活牛各一只，进城先往抚宪衙门报春，官即各回本署。神再行往各衙门毕，供于府大门外。”《杭俗遗风》应成书于清同治三年（1864）之后，钟敬文先生考证，《杭俗遗风》有范祖述之友林真作于同治三年六月的序。因此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国西南的安顺屯堡和江南杭州都曾流行过这种名为“地戏”的娱乐活动。当然，这两种“地戏”虽同名，却未必为完全相同之事物。

　　屯堡来源于战争，发展于战争，这就决定了屯堡人必然是一个崇武尚义的群体。屯堡地戏的起源来历始终有较大争议。目前主流学界认为，地戏来源于军傩，是由“调北征南”后留屯黔中的明军将士带来的。高伦在《贵州地戏简史》中提到：“我们可以确认地戏就是傩礼中驱鬼仪式的傩戏演变而来的。它传入贵州的时间不会晚于明嘉靖，上限可推至宋时军傩的诞生和传播阶段。”军傩是傩戏的一种，对于军傩的记载，最早见诸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其中记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直万钱，他州贵之如此，宜其闻矣。”军傩原先流行于军队，带有一定练兵习武的性质，也带有祈神降福、振奋军威的作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民间傩戏的一种。军傩带有浓重的统治阶级的色彩，这决定了它只能表现忠君爱国之事，屯堡地戏作为军傩的衍生物，带有同样的特点。有别于其他剧种的题材多样，唱腔纷繁复杂，地戏的题材全部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内容，没有《西厢记》那种肝肠寸断的爱情叙说，也没有《水浒传》里的绿林义气，有的只是《三国演义》中关二爷的忠肝烈胆、《杨家将》的热血报国，地戏的唱腔也使用与这些忠烈题材相匹配的语调高昂的弋阳腔。

　　“弋阳腔”来自屯堡明军文化祖源地江淮地区。“安顺屯堡人的祖籍是弋阳腔流行的地域，屯堡人受到弋阳腔的影响，懂得弋阳腔的唱法特点，是极自然的事。联系起屯堡人所处环境来综合考究，安顺‘跳神戏之举’，当在明洪武十四年稍后至永乐年间这段时期发生。”范增如的这一观点，当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言论。屯堡地戏与弋阳腔的演唱形式和风格一脉相承。弋阳腔在贵州的流传，据《南词引正》记载：“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而因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调北填南”而来自浙江、江西、安徽、河南的将士以及百姓，把流传甚广的弋阳腔带到贵州也就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屯堡地戏和弋阳腔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

　　也有学者认为，地戏来源于军傩证据不足，更有甚者，认为“军傩”一说本身就存有疑惑，吴尔泰多年前就撰文认为，不仅屯堡地戏和“军傩”没有关系，且“军傩”本身是否存在都仍有疑问。他认为：“宋代以前的史料典籍或野史稗说中，都没出现过‘军傩’或相类的名称。如果历史上确有一个与‘乡人傩’‘宫廷傩’比肩而立的‘军傩’，这种缺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军队就一直是国家和政权生存与发展的主要支柱之一，军队的活动往往决定国家和政权的兴亡更替。同样祭祀也是国之大典，是统治阶级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就决定了祭祀与军队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只要我们翻开中国古代史看一看，就会看到每有重大军事活动，必然伴随着祭祀活动这一有趣现象。或则祈求神佑将士无灾病，以利军旅征战，或则祷告神佑首战告捷，直捣黄龙，甚至以祭祀占卜来决定军事行动。所以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之大事，乃戎与祀’便成了统治阶级立国的根本之一。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典籍和民间野史，对军队中的重要祭祀仪式和活动，无不记载详备，鲜有遗缺。傩祭是国家和民间的重大祭典，自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历代都有记述，宋以前各代如然。民间野史稗说，乃至诗赋间，也记述得既丰且详。《论语》有孔子遇‘乡人傩’的记录，而‘国傩’‘大傩’（即宫廷傩）之叙，屡见于《吕氏春秋》《后汉书》及其他史书、方志中，至于如《荆楚岁时记》这类的笔记，对‘乡人傩’及‘宫廷傩’记述更是详尽备至，但翻遍这些文字资料，就是找不到‘军傩’一词。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此作出这样的判断，宋代以前，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于‘乡人傩’和‘宫廷傩’的‘军傩’。”

　　屯堡居民来源复杂，既有明初屯军后裔，又有随军而来的匠役、商人等，也有明朝时候陆续迁入贵州的犯官、流徙之徒以及中原、江淮等地因失去原有土地而不得不四处逃难的农民。这造成屯堡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吸收了多个时期、多个地域文化特征的独特文化事象，其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汉文化杂糅并蓄，甚至可能还掺入了某些少数民族的特殊礼俗。“屯堡人”不存在于中原、江淮或贵州其他地区，而仅存于安顺一地，这就明显说明，“屯堡人”和屯堡文化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和特定人文环境中逐渐形成的，非一时一地之功。因此，很难说地戏是受固定的哪一个时期、哪一个地区的文化影响后产生并“传承至今”的，它也不太可能是某种单一来源的文化传承，反而更像是由不同的移民群体陆续带来的，由不同的祭祀、娱乐形式拼接而成的，它是现在所谓“屯堡人”这一族群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见证，也是屯堡居民在漫长的600余年中，自我精神世界发端、发展的外在映射。贵州省民俗文化学者顾朴光教授在其《安顺地戏纵横谈》中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屯堡人，就没有地戏；反之，没有地戏，屯堡人就会丧失它最具光彩的特征。”这一说法应该不无道理。

　　来源：贵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