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实践基础与学术前沿》（订购）

作者：陈振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迅速推进与世界大变局的加速演化，提出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的历史性任务。陈振明教授的《建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实践基础与学术前沿》一书跟踪新时代公共管理的实践变化与学术前沿，探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建设问题。全书从“学科演化——反思、转型与重构”“实践基础与治理变革”“学科前沿与知识体系”三个方面，展现了作者近年来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方面的系统性、创新性、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深入思考，对于推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建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呼吁，广大公共管理学人应承担起时代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使命，深入研究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系统梳理我国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丰硕成果，大力推进公共管理理论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兼院长，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入选多个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等职；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及第七届联合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第八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多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出版《合约制治理：一种国家治理的新方式》《公共治理的技艺：公共管理学研究》《公共生活的世界：哲学与公共事务研究》《大变局世界中的公共治理》《国家治理转型的逻辑》《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等专著和教材，主编、主译丛书多套。

精彩书摘

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创新

文|陈振明

　　中国与全球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加速演进。必须拓展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视野，推进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强化公共管理学的科学基础，彰显公共管理学的中国特色。

　　一、跟踪全球公共治理的新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萌发，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治理变革正在拓展与深化。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创新发展必须放眼世界，直面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

　　近二十年来，全球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发生了新变化并呈现出新趋势。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治理变革继续深化的动因，不仅在于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财政危机或金融危机，官僚体制的失效，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复杂性等客观因素，也在于公众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更快的公共服务和更多的公共事务参与——等主观动因。

　　回应公众更高的公共服务需求，改进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这是当代全球公共治理实践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也是各国政府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注重的财政效率和政府内部运作以及强调的代理、竞争和选择等原则，正在被“新公共治理”所关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以及强调合作、谈判、参与等原则所取代。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途径、学科范式与理论形态也在发生转变，出现由“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变。

　　二、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实践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家治理（治国理政）现代化推进的现实实践，提出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转型与重构以及知识体系更新的历史性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的思想，这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及其创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政府治理变革，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与治理实践创新，创造了大量的新经验，形成鲜明的治国理政的执政品格与政策风格——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试金石”。必须高度重视古今中外公共管理实践及其经验尤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历史传统与经验的研究，研究、总结和提炼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实践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公共管理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务、战略和策略。中国公共管理学必须以研究和解决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复杂问题为依归，以推动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为目标，致力于服务国家和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大需求，采取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发出中国声音。

　　三、强化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

　　公共管理学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交叉学科与综合性及应用性的领域，大量学科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基础。该学科的创新发展必须关注科学发展前沿，尤其是科学方法论、数据科学、脑科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及虚拟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从当代科技发展及其知识与方法中汲取营养，强化自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并引入新的研究途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

　　（1）科学研究新范式的出现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及研究途径。吉姆·格雷（Jim Gray）在题为“eScience：科学方法的一次革命”的演讲中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概念，即数据科学或数据驱动的知识增长。当代社会科学也正经历着一场数字化革命，其标志是计算社会科学的兴起。2009年2月，15名来自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物理学的知名科学家联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计算社会科学》一文，宣告这个新领域的诞生。它是一门基于大数据的人类行为计算的科学，推动力主要是从信用卡、手机、万维网等搜索与收集的关于人们及其行为的大数据，而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等技术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基础。

　　（2）当代科学前沿，尤其是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心理学、量子理论、预测学、信息通信技术、智能化技术、虚拟技术等领域的进展对公共管理学产生重大影响。例如，部分生物科学（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物组学）的内容正有效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内容；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人天生是自利的观点并不成立，平等观念有其基因基础，进化性生存更依赖于集体性交往，而非自我疏导。

　　（3）数据化和智能化以及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了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今天，人类行动的数据可以被系统地、规模化地掌握，人们的行为踪迹都可以在某个数据库中找到线索，这使得研究个人、团体及全人类的行为规律成为可能。虚拟现实/现实增强等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标志着虚拟现实时代的来临。2018年的《科学》和《自然》（Nature）杂志都有文章论及这个话题，《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编辑部宣称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是管理科学的新主题。机器学习技术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日趋广泛，它与传统分析工具结合，可以检验传统方法无法检验的假设，拓宽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

　　因此，公共管理研究中必须高度重视行为、模拟、预测、实验以及智能化技术和虚拟技术（数据挖掘、现实挖掘、虚拟现实/现实增强、机器学习等）的应用，增强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学性。

　　四、推动公共管理相关知识的融合

　　科学或知识的统一是人类追求的一个理想，跨学科、交叉学科和综合性研究的涌现以及知识融合成为当代科技进步的一个基本趋势，必须倡导与推动公共管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

　　当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以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野日益模糊。作为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交叉的新兴学科，行为行政学采用个体行为和态度的微观视角，其理论和方法基础是心理学和实验方法，以心理学及个体行为研究的新成果为依据。

　　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也日益交融。近现代社会科学走过从整体到分化或专门化的历程——从政治经济学、精神科学（道德哲学）和国家学（官房学）到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史学等。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则由专门化向整体化演变——知识产生方式由学科导向转入问题导向，进入所谓的“后学科时代”。如加里·金（Grag King）所说，随着社会科学跨学科性增强、更具合作性，社会科学的实际定义拓宽了，我们不能再基于过去特定学科领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了。

　　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是人类的集体行动、冲突与合作、选择或决策、管理或执行之类的问题。这是多少学科在关注的问题？在不同学科中人类已经积累了多少知识和经验？仅就当代西方学术传统而言，从兰德公司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格兰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提出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到卡罗尔·罗丝（Carol Rose）1984年提出的“公地喜剧”（the comedy of the commons）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年提出的“公地治理”（the governing of the commons），再到当下的“共享经济”或“共享社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称之为“零边际成本的社会”］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决策理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公共选择理论、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等讨论的都是上述核心主题。其中有多少项成果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它们算不算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资源或知识内容？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公共管理学在我国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学科。在今天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可被称为治国理政或国家治理之学。2019年7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强调，巩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公共管理学有其自身的主题领域、问题意识和本土知识。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扎根中国大地，强化问题导向，促进具有中国场景、中国话语与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的构建与发展以及知识增长。

　　本文内容选摘自《建构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实践基础与学术前沿》（陈振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有删改。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