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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秩序》作者为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对策 - 专家推荐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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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秩序》作者为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对策
2004-04-02 16:53:57  来源：  
 
　罗伯特·希勒是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非理性繁荣》因分析了美国股市运行脱离实体经济因素的反常现象引起轰动，其思想被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引用。近日，希勒教授携新版中文书《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风险》到达中国，引起国内经济学专家的集体关注。
　《金融新秩序》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分析了经济社会将面临的金融风险，并构建了金融新秩序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方案。三月，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梁晶工作室共同举办了罗伯特·希勒学术报告会，许多国内一流经济学家云集，共同探讨了中国的经济现状及对策。希勒教授近年来颇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并认为自己的图书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好的建议。国内的经济学大家对该书的意见则分歧明显，有人认为希勒教授的思想有些超前， 中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国情”。

希勒：中国30年赶上发达国家？
　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富分化加剧
　罗伯特·J·希勒(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现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笑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学术顾问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
　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面临风险，如果金融市场设计得比较合理，就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
　1990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吸取了很多先进国家的经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同时个人信贷的业务也开始发展。这帮助中国经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可避免的是，金融市场的成长也会带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甚至有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市场泡沫。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这种高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会永远地持续下去，其中也包含着非常高的风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很多类似的先例：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经济衰退时期。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维持在9％左右，这种高速增长可能持续，也可能下降，比如说降至、3％。如果经济增长率保持在3％，中国将会花费9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其他发达的国家。反之，如果经济增长保持在9％，那么只要花30年的时间中国就会达到或超过其他先进的国家，这二者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些新的金融制度来防范经济发展波动的风险。
　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风险，首先表现在经济收入不平衡的加剧。在一定范围内经济的收入不平衡并不完全是坏事，如果所有的人收入都是完全一样，人们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现象非常显著。如果我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在过去20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上升到2000年的0．46。在中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主要是由农民收入低造成的，但是即使在发达的地区内部这种不平衡也非常显著。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能使每个人都同时致富。出现收入不平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从长久以来，我们看到人类的很多工作已经被机器所取代，信息科技的发展确实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累进税制保持经济发展
　在金融方面，中国有很多热门的话题。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银行坏帐问题、资本管制问题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更长期、更根本性的风险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首先，我想中国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累进税制并对工资进行补贴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机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中国就会出现少数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但是大多数人却陷于贫困之中。虽然我们允许人们致富，但是这种致富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收入一亿元的富人税后收入可能要降低到三千万。这种累进税收体制还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它可以根据基尼系数的变动自动加以调整。同时，为了减少收入的不平等，我们对低收入的家庭可以进行补贴。美国政府每年对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超过3000美元的工资补贴，这实际上是一种负得税收。这种税收体制的好处在于它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因为政府并不是给予完全的福利救济，而只对他们的工资所得进行补贴。
　另一件事情就是中国需要加强电子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应用以取代现金交易。实际上上海的地铁支付体系已经非常电子化。我们希望把这种先进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广。美国正因为有了非常有效的电子支付体系，所以能非常有效地征收所得税。如果我们放弃现金交易，通过电子支付体系我们可以处理非常复杂的交易。同时我们还可以创立各种指数化的货币单位。例如这种单位可以以通货膨胀率为指数，这和我们以前传统的人民币有很大不同。
　另外中国还需要建立比较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在今后二十年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个社会保险体系的核心在于跨代际的风险分担。在跨代际保险中，政府应该扮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宏观证券承担风险
　此外，中国在未来需要发展一种宏观证券，来交易经济中最巨大、最根本的风险。具体来说，中国应该发行一种证券，这个证券价值是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相联系的。如果有了这种证券，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都会投资，从而帮助中国分担宏观经济的风险。这种想法大家听起来也许很激进，但是在有些国家，比如阿根廷最近计划发行一种证券，这种证券就以他们国家的GDP为指数。
　还有关于生计保险，就是与人们工资和收入相关的保险。生计保险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激发人们创业的热情并使职业选择更加多样化。
　保险还应该被拓展到对家庭房屋价格实行保险。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火灾险等，但是随着我们防范火灾能力的加强，这种风险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因为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房屋价值的波动将不断加剧，这比火灾风险更重要。
　为了实现这些金融制度的创新，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步骤。首先，我们必须向人们解释风险的内涵，使人们认知到这些风险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对此进行实验和试点，因为没有人预先知道这些风险应该怎样处理。此外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金融体系，使之建立在稳固的理论框架之上。这个框架必须非常稳健，在长期内保持稳定。最后，我们也必须依靠其他一些现有的金融机构的帮助，比如银行、保险和证券，获得他们的专业支持。

国内经济学家不以为然
　林毅夫：希勒教授太超前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每个人他在一生当中，  能够工作获得收入的时间大约是在20岁到60岁之间，但是他的消费自出生开始就一直都有，60岁退休之后也有20年左右的时间需要消费，收入和消费之间有时间的不一致性。而且，在能够工作的时间段里，也可能因为个人的健康因素，外在的因素、商业周期、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等的冲击，而失去获得收入的机会。因此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来克服上述的不一致性和风险对每个人的生活、生存都非常重要。
　希勒教授所主张的六大金融创新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我们现在是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国家，同时，还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阶段，在这三个转型并行的现况下，我也想提出六大金融制度改革或者是创新。这些项目从罗伯特·希勒教授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相当传统的。
　第一个，需要赶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社会保障的基金要赶快充实，这个基金不充实，将来会变成财政和社会的危机。第二个，必须彻底进行银行体系的改革，银行现在的呆坏帐比例高达20%，甚至更高，如果不解决只能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银行破产，一个是政府靠印发钞票来填窟窿，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两者都将使我们现在放在银行里的10多万亿存款遭受到巨大损失。第三个，资本市场应该做到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赚钱的，是能够分红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股票分红来获取收益，基金也可以帮助个人投资者选择比较好的上市公司，而不必靠坐庄、炒作来获利。第四个，建立社会诚信。到药房买的药没有假药，到市场上买的蔬菜；水果没有农药残余的，任何商店做到童叟无欺，对别人不必提心吊胆，处处提防。第五个，建立信用体系，使我们短期间资金周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做抵押来借钱，以渡过当前的困难关。银行也不用成为必须有抵押才贷款的当铺。第六个，必须发展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我国现在每年农村和城市各新增八百万个劳动力，只有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才能让他们都有工作，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大多数是中小企业，只有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才能够给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
　上述六项改革都是非常传统的，但是在目前来说都是急迫需要建立的。罗伯特·希勒教授建议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他提出的金融创新，但是，只有过好日子，才能考虑过年的事。如果这些改革成功了，我们才有可能去尝试罗伯特·希勒教授建议的创新。

　张维迎：新秩序在中国未必可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我觉得罗伯特·希勒教授提出的一些金融创新的主张，特别是美国的制度环境下提出的主张，在美国也许是可行的，但在中国未必可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在利用老的金融产品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新的产品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比如生计保险问题，这个可能并不是很适合中国。
　现在我们经常说到社会保险，大家有一个前提是不怀疑的，就是由国家来管理保险基金是最优的。人都会老，为养老而保险是必须的，问题是谁来管理?我们计划经济原来就是一个保险公司，城市人口所有的保险都是国家负责的。为什么失败了?我在七八年前的时候，提到社会保险可能是未来金融危机的一个潜在危险。即使不考虑投保人的道德风险，仅仅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也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我说我们很多的保险就是雇了一只狼去照看两只羊，这么大的成本划不来。现在把社会保险延伸到农民是不是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谁能够保障国家能把八九亿农民的社会保险金管理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任何保险都会带来道德风险，如果这个道德风险超过一个程度，保险就是不可取的。现在最严重的道德风险在资金的管理方面。
　法律也好，社会规范也好，都是要解决我们的道德风险问题。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学术界对法律的作用可能估计过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外学者做出了很多的新研究，发现即使在现在的美国、英国、欧洲的金融生活中，大量交易行为也是靠社会规范维持的，而不是法律。甚至可以说法律可以管到的事，可能不足20%，另外80%都是靠社会规范。中国历史上的“山西票号”就不是靠政府的法律管理的，但非常有序。我们知道，法律是一个专业化的机构来强制执行的，社会规范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但是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惩罚，惩罚甚至更重。
　我最近研究这个东西比较多，抽出这样的几句话，第一句话是“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第二句话是“朋友的敌人是敌人”，第三句话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第四句话是“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对合作的最大威胁是欺骗行为，怎么去惩罚这些行为，使得人们都选择不欺骗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我们可以把所有人都当作合作伙伴，也就是“朋友”，相信他；但；旦发现他骗我之后，他就变成我的敌人了，我就不应该跟他合作了，只有如此，他才可能不会欺骗。像我们现在就是借银行钱不还，银行还继续借给他，所以国有企业就没有积极性还钱。如果有人欺骗你，那就不应该再跟他合作。之后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要遵守“敌友规则”。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比如吴老师跟我合作很好，是我的朋友，谢平跟吴老师合作很好，谢平从来没有骗过吴老师，那么我就把谢平当朋友，可以跟他合作。朋友敌人是敌人：吴老师跟我合作很好，他是我的朋友，谢平骗了吴老师，就是我的敌人，我以后就不应该跟他合作。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如果吴老师是我的朋友，谢平骗了吴老师了，许小年还跟谢平合作，那么许小年也就成为我的敌人，我不应该再与他合作。表面上看，我是在为吴老师伸展正义，实际上我是在维持商界的合作。如果所有人都按这样的规则行为，我这样做，就是我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谢平骗了吴老师，我还和谢平合作，那么对许小年来说，我又变成他的敌人了，因为我害怕失去与许小年合作的机会，所以我一定不能与欺骗过吴老师的谢平合作。而许小年之所以愿意把我当作敌人，是因为否则的话汤敏就会把他当作敌人，不愿意跟他合作。所以，这个规则是一个“纳什均衡”：如果所有其他人遵守它，每个人的最优选择就是遵守它，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是朋友。当然，现实中由于交易关系很复杂，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它，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遵守它，骗子就会被孤立在一个很小的数量范围，不会对商业秩序带来致命性的损害。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是因为两个骗子可能互相欺骗。我说这些话应该是很朴素的，但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商业秩序一定要靠商界所有的人来创造和维持，所以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就变得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许多人不仅不惩罚骗子，而且“助纣为虐”。

　王江：金融创新可解决道德风险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正如希勒教授在他的新书中所指出的，现有的金融架构在有效地促成许多重大风险的合理配置上，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并且随着世界经济整体架构的变化和人们的知识和行为的拓宽，很多新的风险正在包裹和等待着我们。面对这些老的和新的风险，如何能对之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规避，正是全球范围内，金融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在我们探讨如何通过进一步的金融创新来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的时候，回顾下以往的金融创新的成功和不成功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这里我想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我们现有的风险配置机制?为什么对于有的风险，如人寿、财产等有相对成熟的市场、中间机构和金融产品来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散、规避和配置；而对有的风险，如希勒教授书中所提到的各类宏观和个人风险，尚没有现成的市场、机构和产品。这不仅取决于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对风险管理的需求，现有的理论和技术，以及金融体制本身的条件和限制－－以上这几方面，希勒教授在他的书中都有相当篇幅的讨论－－这还取决于风险本身的特性和内涵，这些特性所决定的金融创新的可能和机制。而这个问题正是我今天想说的。风险的特性可由以下几方面来划分：一、总体风险与个体风险，例如全球性的经济涨落和个人就业情况的变化；二、实体风险与金融风险，例如某个行业的兴衰与通货膨胀的风险；三、多发与偶发的风险，例如每日股市的变化与偶然的自然灾害；四、外生风险与内生风险，例如一个人的生病与开飞车。某种风险的特性，往往决定了它是否能被重新配置以及其配置的合理机制。
　风险的外生和内生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对于外生的风险，通过一些金融产品来管理，往往是比较有效的。对于内生的风险，由于其本身受到风险承受者的行为的影响，它的转移和规避就会带来很多复杂的因素，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道德风险。我可以举个例子，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德国的博士生，估计年纪已四十出头，我先以为他是在职博士，后来才知道他从大学毕业开始，已读了近二十年的博士。在美国，四年不能毕业，一般即不再有经济资助，这对一个学生来说，是有相当的风险的，因为四年之内很可能论文做不完。而在德国，经济资助可以一直有，学生固然不再有论文未完就得走人的危险，但也带来了道德风险，一个学生可以一辈子在学校待下去，真的成了职业学生。  因此内生风险所包涵的激励机制和道德风险，怎样对这些风险进行规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希勒教授所提到的个人生计保险、宏观风险的保险、房地产价值的风险保险等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但内生风险所隐含的道德风险，不一定都是决定性的。比如车险和人寿保险，投保人和保险者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开车的人不愿出事，保险公司也不愿出事，因此我们不常见到，买了车险以后人人都开始开飞车，买了寿险以，后人人都去吃河豚、漂黄河。但相比于个人生计保险，情况就不一样，投保人和保险者的利益可以是相反的，这时的道德风险，就可能特别的严重。
　在有些情况下，合理的金融创新可以有效地解决内生风险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使之能够得到有效的配置。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住房贷款市场，传统的模式是通过银行对个人的经济情况、偿付能力等进行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贷款，这样的过程，显然交易成本较高。而现在只要在网上就可以申请并获得贷款。之所以能如此是通过首付和抵押来降低银行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并通过对住房贷款的证券化来进一步分散道德和信用风险。这就有效地降低了这些风险所能带来的借贷成本的提高。

希勒教授的学生如是说
　朱宁(加州大学助理金融教授)
　希勒教授的《金融新秩序》一书中文版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书反映了希勒教授继《非理性繁荣》以来最新的研究动向，在成功地预测了2000年美国股市大规模下跌后，希勒教授在新书中将其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和金融领域更广泛和重要的话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分散经济生活中的风险。
　众所周知，风险的控制和分担是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早在若干世纪前，西方资本主义最早推出股票和债券的时候，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鼓励广大个人投资者分担企业家创业过程中的风险，促进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希勒教授在本书中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二十一世纪里更好地控制随二十世纪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新风险。
　希勒教授谈到本书时坦言这是一本带有浓重未来主义色彩的著作。虽然书中谈及的各种风险已普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人们尚未完全认识到它们对未来生活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希勒教授在书中勾画出的若干新兴金融工具，现在尚未建立广大的市场。
　谈到这里就必须涉及希勒教授是怎样将自己的研究付诸实践的，作为一个成功的主流经济金融学家，希勒教授出版了四部学术专著(其中包括蜚声全球的《非理性繁荣》一书)和数十篇学术论文，与此同时，希勒教授在不同时间创建了三家不同的公司。这一方面开拓了他研究的商业价值，另一方面也把他的研究成果投放到现实生活中加以检验。在2003年，希勒教授创办的一家公司被另一公司溢价收购，标志着希勒教授的研究成果得到商业界的认同。
　作为希勒教授的学生，我认识他已经四年了，当我还在耶鲁大学求学时，希勒教授对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由于我们对行为金融研究有很相近的兴趣，所以经常一聊几个小时，记得有一次在我们讨论的短短两三个小时里，希勒教授就先后两次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和《华尔街日报》的两次电话采访。由于平时希勒教授教学科研负担重，无法专心于新书的推广和发行，耶鲁大学特别允许他带薪休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的《金融新秩序》一书，这一来，我们在学校很少能见到他，但他仍然时刻关切着学生的研究。有一次纽黑文下大雪，碰巧希勒教授刚从欧洲返回美国，我们俩恰好在经济系相逢，竟是在走廊中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记得直至暮色沉沉华灯初上的时候，我默默地注视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片片雪花中逐渐消失。
　希勒教授一直保持着对世界各国经济的高度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希勒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兴趣也日益高涨。在这次访华之前，他特地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在教课间歇陪同他访问中国，一方面，他希望我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和国内人士沟通，以便将他书中的某种理念付诸实践，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能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做出一点贡献，都是对很大多数人的一种贡献，另一方面，希勒教授希望我们两人可以一起推动行为金融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虽然我已经毕业快一年了，但我深深体会到他对我这个远在加州教书的学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由于我和希勒教授这次分别从旧金山和纽约起飞，我们只能通过电话联络，在我们起飞的前夜，希勒教授又和我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也希望对中国能有更多的了解。这次回国，我颇为钦佩希勒教授的精力，我们俩同于3月4日傍晚抵达，而他在3月5日当天即做了两场学术报告并接受了中国电视台的采访，他一再感叹这次中国的日程太紧张，不能到中国各地走走。
　希勒教授的太太是一名心理学家，希勒教授经常略带自豪地表示他的太太帮助他从另一个视角看待经济问题和发现创作灵感。他一再表示他研究中的行为金融和人文关怀是和她太太分不开的。虽然一生致力于风险控制，希勒教授最近也变得乐于冒险了，他在康涅狄格海岸的小岛上新买了一幢夏季度假的别墅，并且正在进一步提高自己驾驶舰艇的水平，自便今夏到海上逍遥。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4－03－26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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