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订购）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绘画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视觉瑰宝，每幅传世经典都凝聚着民族精神印记与文化基因，承载着古人对生命、自然与社会的深刻体悟。

　　透过历代丹青笔墨，我们可探寻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与文化密码，感受传统绘画艺术魅力的同时，深化对其深厚底蕴与永恒魅力的认知。这些画作既是艺术领域的璀璨明珠，更是传承民族文化、彰显精神血脉的重要载体，为我们搭建起与历史文明深度对话的桥梁。

　　《历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美育系列教材的一种，围绕中国历代经典绘画作品，阐释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内核。书中首先全景式概括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脉络、艺术特质与文化内核；继而以人物、山水、花鸟三大题材为切入点，剖析绘画中的文明叙事、人文情怀与生命活力；最后聚焦绘画中的诗学意蕴、历史图景、政治教化功能与中外文化交流等重要维度，展开系统性、多层次的细致探析。

中国仕女画中的气韵风骨

　　中国古代绘画的题材、构图、笔墨、用色技法、审美偏好等，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因为艺术，尤其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所以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独立分析，而人物画便是其中一个极好的例证。

　　从魏晋开始，仕女画逐渐成为人物画的一个重要分支，其重在表现人物的气韵风骨与精神品德。隋唐以后，仕女画逐渐由教喻转向世俗生活。从唐代的丰腴华贵，到宋代的温婉秀雅，再到明清的清秀柔美，仕女画不仅折射出社会审美的不断变迁，也清晰记录下历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生活风貌，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女性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资料。

　　“仕女”是中国人物画中出现最早的主题之一。其在两汉魏晋时期，主要以《列女传》等文本为主要表现内容，承担着道德训诫的功能。比如，东晋圣手顾恺之名下的《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等便属于兼具艺术与教化双重属性的画作。它们虽然以文本为基础，旨在将抽象的文字叙述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图像，但在人物刻画方面亦取得了较高成就。由于去今久远，《女史箴图》的原件现已不存，在流传至今的后世摹本中，又以唐摹本的风格最为高古。此卷原有12段，现存9段，每段画面皆取自西晋张华的《女史箴》。整体构图以人物为主体，辅以环境的刻画。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此卷虽为摹本，但在人物刻画中仍体现出顾恺之“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艺术特色。其中，“春蚕吐丝描”的技法在画中尤为突出——仕女衣纹线条连绵细密、劲力内蕴，为静态的画面赋予了极强的动势。图中仕女形象大多端庄文雅，既体现出魏晋时期人物画对“风骨”与“气韵”的追求，又契合了文本对女性品德的训诫。其中部分人物动作与神态的对比设计，更增强了场景的叙事性和感染力。例如，在“冯媛当熊”场景中，冯媛的临危不惧与侍从的惊慌失措形成强烈对比，进一步突出了她的高贵品格；而在“班婕妤辞辇”一段中，汉成帝的华丽仪仗与辇下班姬的纤柔身影，呼应了儒家推崇的尊卑秩序与性别规范。这种艺术技法与道德训诫的精妙融合，使仕女画不再是简单的教喻图解，而变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图像典籍。

中国风俗画中的市井百态

　　历代风俗主题画作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社会各阶层的风貌——从乡野田园到繁华都市，从市井日常到节庆娱乐，人间百态尽在其中。风俗画不仅以艺术形式再现现实生活，也体现了画家们对社会多方面的观察与理解，为今人重构古代社会生活、探究文化习俗的演变轨迹提供了直观的图像史料。

　　两宋时期，画家们将视角从宫苑贵胄转向市井百态，风俗画由此而兴。他们以细腻工致的笔触描绘贩夫走卒、民间表演者、妇孺老幼等普通百姓的活动场景，构建起鲜活的宋代生活图谱。在艺术表现上，宋代风俗画呈现出精细写实的特征。除家喻户晓的名作《清明上河图》外，“婴戏图”亦是宋代风俗画的重要主题。早在两汉时期，儿童便已成为绘画的表现对象。至两宋时期，“婴戏图”的内容日渐丰富，涵盖逗猫、戏兔、斗虫、下棋、弹珠、捶球、放风筝、玩小舟、舞小枪、打陀螺、弄傀儡等。“婴戏图”真实记录了两宋琳琅满目的儿童玩具和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其中，最受欢迎的莫过于有喜庆吉祥之意的“百子图”。如南宋佚名画家绘制的《百子图》，小小尺幅却容纳了约百名表演杂剧、歌舞的孩童，构图繁而不乱，设色鲜丽而不失典雅，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画中孩童有的骑竹马对战，有的扮作“乔三教”，有的表演滑稽戏，每一处细节都引人入胜。这件团扇作品虽小，却有包罗万象之势，既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也是研究宋代戏剧的珍贵史料。

［宋］佚名《百子图》

　　除了“百子图”，宋代绘画中也不乏直接描绘戏剧表演的作品。代表作如《杂剧（打花鼓）图》《杂剧（卖眼药）图》，分别展现了女伶打花鼓和官本杂剧《眼药酸》的演出场景。两件作品均以人物为主体，背景不作过多刻画，而人物服饰、姿态和道具等细节却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例如，《杂剧（打花鼓）图》中画面右侧的大鼓、女伶腰间扇子的题字皆暗示了舞台表演的性质；《杂剧（卖眼药）图》中卖药人衣服上重叠的眼睛图案，不仅说明了他的职业性质，也展现出宋代戏剧夸张的艺术手法。根据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梦粱录》等书的记载，当时许多剧目的表演都以滑稽的扮相和逗笑的情节吸引观众，而《杂剧（卖眼药）图》生动记录了这一表演形式，为后人了解南宋市民的日常娱乐活动和当时的市井文化提供了宝贵参考。

左图为《杂剧（打花鼓）图》
右图为《杂剧（卖眼药）图》　　

中国山水画中的人文寄寓

　　中国古代山水画不仅体现了画家个人的思想情感、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关社会秩序的思考、观察和表现，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从存世作品和画史记述来看，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出现过众多以峻拔高山、泱泱大水为题材，以主山堂堂、众山揖让为图式，以群山连绵、疆域辽阔为构图，以长达数米甚至十数米的横幅手卷为形制，以“江山”“千里”等为画名的极具特色与深意的作品，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青绿设色的长卷形式细致描绘了古人的山水生活。这是隋唐时期随着山水画日趋成熟、形成独立画科时，最早完善起来的一种山水画形式。此卷多以石青、石绿上色，山石厚重苍翠，画面工致富丽，色泽强烈灿烂。层峦起伏、错落有致的青绿群山和连绵不尽、烟波浩渺的江河构成画面主景，深宅大院、村居市集、茅庵草舍、水榭亭台、渔舟长桥、庙宇楼塔等穿插其间，人们于此劳作、行旅、闲居、游弋，俨然一幅古代日常生活的完整画卷。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有关王希孟的史料记载极少，据卷后蔡京题跋中“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的记载可知，王希孟是在宋徽宗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创作。宋徽宗是北宋宫廷绘画艺术的主持者和领导者，艺术造诣精深，品位雅正，多有创意，在画史上具有煊赫盛名。他十分重视绘画的文化意蕴，无论是《五色鹦鹉图》中的道教元素，还是《瑞鹤图》中对国泰民安的期许，都表达了艺术之外的人文寄寓。《千里江山图》的创作旨意和画面构成，亦是如此。

　　从画面构图来看，王希孟在画幅几近正中之处画一高耸特立的大山主峰，山体刻画精细，设色也比周围的冈阜林壑更加鲜亮，视觉效果十分突出，成为全幅画作的定调之作。然后他又采用散点透视法，在大山的前后、左右分布各种远近、大小、高低、疏密错落有致的峰峦、岩谷、山地、平坡、林泉，以及多姿多彩的人类活动，这些景物或以长桥相连，或以流水贯通。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以“移步换景”的艺术手法，组成自然而连贯的空间，凝重庄严，恢宏壮观，堂皇之气盎然。全卷井井有条地实现了“山水：先理会大山，名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于此，故曰主峰（如君臣上下也）” 的秩序构建，十分生动地诠释了“千里江山”的宏大主题——疆域辽阔的山河壮丽和秩序井然的社会理想。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