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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集三代学术之功力　古今中外，创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先河－－评我国第一部《经济思想通史》出版

黄宝忠

2004-06-29 08:39:14 来源：

　2003年10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汇聚了来自全国共60余位中国经济学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共同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新作——《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及其作者蒋自强先生从教五十周年召开出版座谈会，王洛林先生、吴易风先生、胡企林先生等参加了会议；2003年11月在福建福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上，举行了《经济思想通史》的专题研讨会，胡代光先生、谭崇台先生等对之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浙江大学学报》、《新民周刊》等都推出了书评文章……缘何一部著作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除了其本身著作的学术分量与体例的新颖而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她，看到了新中国学人在学术传承上的薪火相递和学术生命在其中的交相沿续，看到了中国传统学人板凳要坐十年冷之学术品格在今天的重现。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受中宣部、教育部的委托专门编纂一部政治经济学史教材，王亚南教授为此辞去在厦门大学的校长职务到上海，并通过华东局抽调了当时复旦大学的方崇桂、厦门大学的王洛林和杭州大学的蒋自强一起协助进行编纂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基本形成了该书的体系、结构、范围和方法以及编纂该书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步骤和所要达到的要求、特色，即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方法，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编纂出一部体现经济学本身发展特质的能为现实政治经济服务的政治经济学史。在编写中要坚持史论相结合的原则，以充分的资料为基础，改变中外所有经济学史中将中外分离、古今割裂的不足，将古今中外所有对人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说、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潮进行汇编、评述，再在此基础上撰著一部适合高校学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史教材。因此，整个编纂体系“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说史或政治经济学史教材，而是一部包含古今中外的经济思想通史” 。
　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编写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中间虽因社教运动而有断断续续的中断，但基本保持着编写工作的进行，到1966年3月，资料收集工作已告一段落，开始进入撰著教材阶段。但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王亚南教授的被迫害致死，编写工作被迫停止了。直到1978年12月23日在福州召开的为王亚南教授平反的补开追悼会上，三位助手相聚一起谈到被迫中断的事情时，当时任协助小组长的蒋自强先生提议由他们三位接续编纂工作以完成王亚南教授的遗愿。这一提议得到了方崇桂、王洛林的赞同，并作了具体的分工和编写程序、完稿时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方崇桂、王洛林都没有能够继续这项工作，自然地蒋自强接下了完成王亚南教授遗愿的工作。蒋自强在继续从事经济学说史的教学过程当中，以王亚南教授当初拟定的提纲和编纂方法、原则为圭臬，结合在此学术领域的心得和其间编写的多部相关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说2，并以此为线索，进一步弄清了经济思想史的分期问题，进一步认识和体会了王亚南教授所构想的“古今中外”的深切含义，从而拟定了更新的《经济思想通史》提纲和说明。同时约请和组织了五位在经济学说史领域各有专长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共同参与。作者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披阅十数载，其间得到了诸多经济学前辈大家如陈岱孙、巫宝三和当代大家吴易风、胡代光、张培刚、谭崇台等的意见和建议，终于完成了这项具有“创新精神的我国第一部世界经济思想通史著作”工程。蒋自强先生数十年躬耕不辍，承先启后，了愿先人，奖掖后进，填补了我国也是世界上将人类经济思想融于一体予以整体叙述的研究空白，王亚南先生当含笑九泉。
　这部煌煌二百三十余万言、四大卷的具有开创性的一部古今兼收、中外并蓄的经济思想史“集大成”之作，其出版对经济学说史研究的贡献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的方法运用到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也即借用经济学分析物质产品生产的方法来分析思想产品的生产，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本身。这是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大尝试与突破，“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3
　该书在前言中即把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经济学家的精神产品来进行看待，以产品必然存在“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分析精神产品的生成机制，将产生精神产品——“经济思想”的主体物化，以此来对各时代各经济学家的“经济人”理性进行刻画和描述，从而更清楚地揭示了促进经济学演化发展的机制，即从每个经济学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状况和他（或她）所能够依赖的早先已存在的思想产品、《通史》称之为“技术”面的供给与积累的程度。这一方面保证了读者在把握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时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和问题的产生面，另一方面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人类历史上不同的经济思想之间的传承沿续脉络和发展的自身内在逻辑，比如对边际革命兴起的原因分析比起传统的苏联布留明的解释和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史者的解释就更具说服力与解释力。
　第二，在传统的主流经济思想框架内融合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全书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唯物辩证法，第一次将中国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汇入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洪流中，并探讨了其间不同时代“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实现了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中西之间的互通。4
　《经济思想通史》在基本遵循西方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演化路径即经济学的三次革命：以亚当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批判重商主义、封建主义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基础上，按时间序列分为四卷。第一卷讲述的是古代经济思想（从远古到18世纪中叶）；第二卷是西欧资本主义确立和俄国、中国社会性质转变时期的经济思想以及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与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第三卷为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以及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民主派的经济思想；第四卷为当代思潮。《通史》比较成功地将中国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融入到主流线索之中，形成了彼此并行、各成系统的三条主线，“其交汇之处又体现于三处：一是主流经济学发展线索交汇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回顾和描述中，二是中国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交汇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回顾中，三是主流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思想演变交汇于‘西学东渐’”5中，这在中外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是一大突破和大胆尝试，由此“为我们思想史的研究构筑了一个大的平台”，“从全世界来讲，这是一本空前的著作”。6“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7
　第三，标志着以卢森贝为代表的苏联研究“范式”的终结，这种“范式”上的变革，无疑有助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走出传统的窠臼。8
　长期以来，在中国史界中存在着无限夸大阶级分析方法和以片面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贴标签”式的简单化方法，这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包括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这一模式下，把本来非常生动丰富的社会政治现象和人物个体简单化、“脸谱化”，“阶级斗争”被称为左右社会前进的惟一动力，“阶级分析”被当作解释一切社会政治现象的“试金石”。虽然近几年来随着学术开放性程度的加快有所改观，但在经济学说史中以卢森贝为代表的“苏联范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变革。
　《通史》则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作者在前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分析经济思想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动因时，要正确地估量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范围”，“需要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阶级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化动因时的作用”。它首次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大主流放到一个分析框架中，还原生动的历史真实，不惜笔墨地描述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氛围，考察它们的演进规律和交互作用，将足够的生动的描述和透彻充分的分析进行有效地结合。因此，《通史》的出版是对长期笼罩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苏联研究范式的终结，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新方法新思路的开始。
　另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是本书所独有的全新论述，其中特别是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阐述分析和正确、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9。比如，作者根据大量事实材料阐明，毛泽东在针对以陈伯达为赌注否定商品生产和等价交换的“左倾”思潮，以及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强调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阶段”，并认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见，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毛泽东比斯大林的认识大大前进了”。诸如此类，书中不胜枚举。这与当前某些片面歪曲地理解或有意无意地贬损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不同，“特别是在今天的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社会上已经不时髦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编出这么一本书，我想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书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历史作用”10。也体现出了中国传统史家的“史识”与“史德”。
　“所谓史家须有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惟有秉具这四长,才可作出真正的史书；才可赋予历史以新价值或新意义，给现在的人以资鉴，才可留存百世，成为千古。从图书最初创意的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正直学者王亚南教授，到几十年如一日矻矻致致以完成先生未竟遗愿为平生之志的蒋自强教授，和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界卓有建树的张旭昆、罗卫东等青年学者，其学术之德、之才、之识都在《通史》中卓然体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绵延不绝的学术薪火在新中国学人身上闪耀。透过这部巨著更体现出蒋自强先生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的学术品格和他在教学诲人中的言传身教、甘为人梯的为师之道。本书可以说是学术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楷模。
　图书出版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准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出更多更好的双效益图书，繁荣社会主义出版文化事业，是每一个出版人的重中之重。浙江大学出版社通过这套图书的运作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出版社领导自始至终都参与、关注着本书的写作进程，在接到稿子后配备了三位专职编辑从事本书的编辑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实行专人负责制；为保证图书的质量和装帧效果，约请社外力量，包括经济学专业、历史学专业、出版界资深经济学编辑人士共同参与本图书的工作流程，从而保证了该书的编校质量与装帧效果，获得了市场和读者的认可。

1 见《经济思想通史》后记。
2 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参见金祥荣《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的演化——评蒋自强、张旭昆等著〈经济思想通史〉》，《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4 见《经济思想通史》前言
5 金祥荣《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的演化——评蒋自强、张旭昆等著〈经济思想通史〉》，《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6 沈海山在“《经济思想通史》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7 孙鸿敞：《〈经济思想通史〉简介》，《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
8 金祥荣：《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经济思想的演化——评蒋自强、张旭昆等著〈经济思想通史〉》，《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9 丁冰：《囊括中外纵论古今——读蒋自强等新著〈经济思想通史〉》，《中华魂》2004年第1期。
10 王洛林在“《经济思想通史》出版座谈会暨蒋自强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贺会”上的讲话

来源：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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