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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接轨：科学的社会研究——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

作者：□江晓原　■刘兵

2004-11-18 17:21:49 来源：

　□由42位致力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西方学者撰写的《科学技术论手册》（［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这些内容，据有些说法，“就是西方世界的自然辩证法”，因而可给国内那些为了自然辩证法（现在的正式名称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地位和生存前景而忧心忡忡的人士以“极大的安慰”。对这样有趣的说法，你有何高见？
　■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只注意表面上的相似性，而忽略了其背后深刻的差异。自然辩证法究意是什么，在学科的意义上，在研究领域的意义上，以及在社会活动的意义上，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本《手册》，讨论的其实是STS，通常被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而且，是那种后期的，有时被译为“科学元勘”或“科学技术元勘”的领域，在译法上，近年来也有人提议译为“科学技术学”，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此书将它译成“科学技术论”，应该是一种折衷的译法。但这些译法也都还有问题。像“元勘”之类的译法，虽然生僻，但至少能提示人们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除译名上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研究的实质，这种实质并不只是说表面上论题的相似，确实，表面上此书中涉及的一些题目仿佛与我们传统的“自然辩证法”或现在的“科学技术哲学”（其实这个称呼的变化已经给研究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相似，但实质上，我们不能忽视一个最根本的差别，即此书中所讲的STS，正像该书第一章关于回顾与展望的总论中反复提到的，核心的精神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此书有时译为“批判主义”，应该是不太好的译法）。

　□不过，STS的名称，在国内不是也已有很多年了吗？而且，许多大学都设有“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的研究机构——通常是从原先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发展而来的。一些“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硕士点或博士点，通常也设立在这类机构中。这些机构不是也经常谈论STS的学问的吗？
　■虽然STS从名称的意义上被引入国内也有些年了，但在根本倾向上，却与国外的STS（这里还不是说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而是指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例如，我们可以引用此书总论中的几句话：“这一批判性的视点向萦绕着科学的那种‘显然而又确然之真理的光环’提出了挑战。这样一来，它不仅受到持有政治承诺的人的非难，同时也遭到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团体的攻击，他们把它说成是一幅荒谬不堪的图景，并且很有可能降低（因而有必要维系）公众对科学活动的信心。”而在提到任何一个STS的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技术分析技巧时，则涉及“政治的和文本的（修辞的和话语的）分析”，以及“‘批判的’和‘政治的’目标分析”等。就此而言，这不正是一些传统自然辩证法的捍卫者们坚决反对的立场、倾向和方法吗？如此，怎么能和国内的自然辩证法划等号呢？

　□你的这番分析我完全同意。不过，虽不能划等号，从更高的层次上来看，你说的两种对立的观点，仍是同一领域中的分歧。对于国内研究者来说，这一点也许正是此书的重要价值所在。现在不是到处讲“与国际接轨”吗？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如果要和国际接轨，至少也应该了解国外学术界与此相关的思考和成果，对此这本书就是非常有用的了。再说，将某一个学科附加上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做法，也已经和“与时俱进”的要求格格不入了。
　■那就要看我们如何发展一个学科了。因为，一个表面上相似的领域如果在基本倾向上有着本质差异，其实很难被视为是同一的东西。不过，毕竟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依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我们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人员中，发展起来像这本《手册》中那样的研究。而且，也有一些类似的“证据”可以类比：现在仍然作为研究生公共课的《自然辩证法》中教授的内容，与现在“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们实际研究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在这种意义上，是可以有你说的那种“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的，只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接轨由于在基础倾向上与传统的差别，还是有巨大困难的，而且，需要更多的新一代研究者的进入。
　至于你讲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不要说这种对科学技术人文的研究，就连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按照现在的一些观点，也经常是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影响的。只是《手册》中的那种意识形态色彩与我们以往的相比，彼此间又是很不一样的。

　□《手册》中对中国的情况也有所注意，在“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一章中，谈到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有这样的描述：“这个领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恩格斯著作的翻译。这个领域主要被科学家占据着。它一直被哲学问题、苏联的影响以及20世纪以前的文献所把持着，这种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告一段落。……新的专业协会和博士课程得以建立。自然辩证法现在成为3000多位专业人员的保护伞，他们从事的是科技史、科技哲学、科技社会学以及科技政策的研究。”这段描述倒也与我们的实际情况有些吻合呢。
　不过，《手册》这一章对于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一味追求“与国际接轨”的倾向，似乎有所保留。作者认为，“欠发达国家接受西化的科学和西方的组织形式虽然有助于提高可比性和兼容性，但却无助于解决当地的问题。……发展道路具有历史偶然性，不要去寻找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一见解值得我们注意。
　■这涉及欠发达国家发展学术所面对的一个比较有普遍性的问题。确实，我们经常面临着要“与国际接轨”的压力，不过，重要的是在学术规范上的接轨，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在人家屁股后面。不单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此，对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研究也是如此，对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更是如此。也就是要发展真正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东西，才与那种理论的多元性目标相一致。但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发展，一个不容回避的必要条件，是对人家已有成果不能视而不见。《手册》这样重要的参考著作的出版，可以视为提供这一条件的具体步骤。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04-11-05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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