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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读北大社《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 （季剑青）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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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文本与历史现实之间——读北大社《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 （季剑青）
北大出版在线（文史哲编辑室）
2005-09-01 15:24:05  来源： 北大社网站2005-08-26  
 
 在中国，大概没有一座城市像北京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那些已经远去和仍然存在的繁华风韵，令一代代知识人不胜流连追怀之至。然而，与早已成为显学的上海研究相比，对作为一座城市的北京的研究，其成果似乎还远远不能和它在知识人心目中的位置相称。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北京长期的中心地位使其过多地负载了对于整个中国的想像，作为一座城市的北京反而隐没不彰；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以文化古城面目出现的北京城，其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微妙复杂而不易为人察觉，因而也不大容易引起学者的注意。2003年10月，在陈平原先生和王德威先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在北京大学合作举办了“北京：都市想像和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许可以看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自此以后北京研究有望获得各个学科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而成为一个活跃并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研究领域。会议的论文集《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便是一个初步的成果。

 既名之曰“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强调的是北京的历史维度以及北京在记忆和想像层面的呈现，强调的是文本中的城市和历史现实中的城市之间的互动与勾连，在陈平原先生看来，“必须把‘记忆’与‘想像’带进来，这样，这座城市才有生气，才有可能真正‘活起来’”，同时，“记忆”、“想像”与真实之间的张力，也为研究者留下了“意味无穷”的话题（陈平原《序一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页5—6）。收入书中的28篇论文，一大半即是通过有关北京城的各种文本的考察，展示各种文本中北京城（人）的五彩缤纷的历史图景，藉由不同的眼光，我们得以了解北京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相对于现实的北京城而言，文本中的北京更富于生机和活力，同时也能为后人不断地提供思考与想像的资源和刺激。

 另外一部分论文则可以看作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研究者力图通过材料的梳理和考辨，还原北京某一时期某些事件和活动的历史场景。北京作为事件和活动发生和展开的舞台，为它们提供社会空间，同时也在或显或潜地制约着它们发生、展开和传布的方式。而这些事件和活动也大多属于文化活动。总的来说，全书所处理的论题“大体上属于文化史的思路”（“附录二”陈平原《想像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答新华社记者刘江问》，页552），而不怎么涉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会议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两类论文侧重点略有不同，概言之，第一类更关注文本中的北京，第二类论文则把重心放在历史现实中的北京上，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研究思路和论述策略。

 为论述方便，不妨先从第二类论文开始。它们涉及的历史时期上至金元，下到民国，论述对象则包括北京的宗教活动、士人交游、日常生活和市井民俗、戏曲音乐、大众传媒以及教授集团等各个侧面。王宗昱的《金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教活动》通过对北京全真教活动的历史描述，揭示出当时宗教活动与皇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以及宗教活动中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冲突。邱仲麟《繁华入梦——明代士人记忆中的北京三大市》则通过明代士人对北京日常生活的记忆和描述，从北京三大市的繁华渐歇中透视明代政权的衰落。吴建雍《清代旗人京师生活》则涉及到旗人日常生活如何成为北京民俗的载体。魏泉《“宣南诗社”与嘉道之际的士风》以“宣南诗社”为个案，探讨嘉道之际北京士大夫集团的聚合变迁，考察了北京宣南地区如何为士人风习和诗文流派的形成和播衍提供空间，而这又与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地位密切相关。古柏《市井的回响——〈三侠五义〉中的方言与京华说书人》分析了清朝北京的通俗小说如何通过对各地方言的模拟，以获得一种中央对于地方的权威。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描述了光绪年间上海如何借用“京热”获得自己独立的文化地位，从而表明北京当时在文化上具有极高地位。这几篇文章论述的都是民国以前作为帝都的北京，尽管对象与话题各不相同，但是仍能从中看出北京作为全国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如何在各种文化活动中体现出来，并影响了它们的发生和展开，同时，这一地位也被文化活动的主体所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北京的这一地位在清末民初得以延续，只是表现的层面更为丰富了。夏晓虹《旧戏台上的文明戏——田际云与北京“妇女匡学会”》以清末民初的北京戏曲界为考察对象，探讨其在清末改良和启蒙思潮中如何作为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媒介发挥作用，“天子脚下”的位置是这一作用得以发挥的条件。叶凯蒂《从护花人到知音——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动与旦角的明星化》则指出北京文人的“捧角”活动暗含了一种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想像，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并因此和后来上海商业化的明星化区别开来。

 同时，民国北京的教育和大众传媒这样的论题也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中。沈冬《世变中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家——由北京李抱忱到广东黄友棣》涉及到北京的教会音乐教育，颜浩《“某籍某系”和“东吉祥诸君子”——1920年代中后期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指出北京的知识分子集团如何借助大学背景而得以形成。作为民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教育在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林郁沁《30年底北平的大众文化与媒体炒作——关于刘景桂情杀案》则提示我们，北京相当发达的大众传媒表明了它并不那么“传统”的一面，因而必须认真考虑民国北京的现代性问题。

 这些论文虽然以各种文化活动和事件为对象，然而作为这些活动和事件发生和展开的舞台的北京，尽管有时并未完全正面出场但却又无处不在，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得引导着研究者的视角和思路。实际上，研究者在完成自己的论述的同时，也即完成了对北京这一城市本身某一侧面的勾勒，从而也丰富了我们对北京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论文本身亦可以看作是对北京进行再叙述的文本。

 相比之下，那些讨论文本中的北京的论文，由于带入了更多记忆和想像的因素，因而所展示的北京形象也更加丰富多彩。张洁宇《“边城的荒野留下少年的笛声”——19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形态》和罗福林《小品文与“京派”的审美观》揭示了北京的古城面貌和乡土气质如何塑造了30年代北京诗人和作家的审美趣味，王晓珏《沈从文与北京——现代性及其危机》则通过对沈从文的历史观和文物观的考察，力图把握北京的现代性的独特侧面。新文学作家以外，张恨水、王度庐、穆儒丐这样的通俗小说家或地位相对边缘的作家，他们对北京的表现也自有其独特之处。张菊玲《香山健锐营与京城八大胡同——穆儒丐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悲情》分析了在不大为人所知的旗人作家穆儒丐的笔下，民国初年北京旗人的日常生活这一常被忽略的历史图景如何得以展现。桑梓兰《王度庐的京味女性成长小说》考察了王度庐的以北京下层女性的成长为主题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描绘了北京下层平民的生活，同时也揭示出了北京多元异质的都市空间，以及它们如何阻碍了下层女性求职中的越界行为。赵孝萱《雅人趋俗，俗人却雅——张恨水北京小说雅俗错位的文化意涵》则指出张恨水在描写北京不同社会阶层时表现出迥然相异的审美趣味，作家身份、文学传统等因素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而作品中蕴含的传统与现代之紧张关系也被提出来加以讨论。与上述论文相比，董?h《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是一篇更富于总括性的论文，文章分别讨论了“新知识分子”、民俗学运动和老舍笔下的北京形象，从而揭示出外来精英和本土作家在观察和描述北京时所具有的不同视角。

 柏右铭、贺桂梅、张颐武的论文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北京叙述为论述对象。柏右铭《城市景观与历史记忆——关于龙须沟》分析了老舍的《龙须沟》如何参与到对北京新的城市空间的想象和建构中去，并且此后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被而不断地召唤出来。贺桂梅《时空流转现代——1980—1990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探讨了80—90年代“京味”小说与当时文化语境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其与现代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张颐武《“国都”与“全球都市”》实际上是把建筑作为文本来阅读，无论是表达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想像，还是表达对“全球都市”的想像，建筑都是一种有力的方式。

 在本地人的视角之外，来自异域和边缘的眼光则能展现北京其他一些不易觉察到的层面，而这往往又在某种程度上与北京长期作为中国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交织在一起。与北京相比，台湾自属边缘，然而边缘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王德威《北京梦华录——北京人到台湾》以1949年以后迁台的北京人的记忆为论述对象，敏锐地发现对日常生活的追忆，如何在当时极度政治化的语境中，显示出一种对宏大国族叙述进行抵抗的姿态，并由此带出现代性的反思的议题。奚密《台湾人在北京——1949前在京台湾作家简论》讨论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如何为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提供了文化上的认同，并且指出由于背景和生活经验的差异，同为台湾作家，钟理和与上一代的张我军、张深切对北京的叙述完全不同。梅家玲《女性小说的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北京故事》一方面揭示出《城南旧事》中“台湾小女孩”形象所包含的多重边缘视角，以及由此带出来的别样的北京叙事，另一方面又与大陆女作家凌叔华的《古韵》相对照，后者的北京作为面向西方承受古老中国想像的载体，和前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在来自异域或者面向异域的北京叙述中，北京则往往被放置在民族国家间或全球性的视野之中来考察。董晓萍《清乾隆时期朝鲜使者手记中的北京民俗与政治》即借朝鲜使者的眼光，透视清代北京日常民俗与国家政治间的紧密关联。藤井省三《芥川龙之介的北京体验——短篇小说〈湖南的扇〉和佐藤春夫〈女诫扇绮谭〉》论述了芥川龙之介的北京体验中所包含的“支那趣味”，宋伟杰《既“远”且“近”的目光——林语堂、德龄公主、谢阁兰的北京叙事》则通过三个个案，考察了异乡人和城内人的双重眼光下的北京形象，以及它们与作家本人的多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复杂关联。这其中又涉及到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问题，在林语堂笔下北京是普遍主义的田园都市，而谢阁兰强调的则是北京独一无二的差异性。

 除了文学性和想像性的北京叙述之外，对北京的历史性叙述也成为研究者考察的对象。么书仪《戏曲史叙述中的北京“堂子”》考察了在二十世纪的戏曲史叙述中，作为现代戏曲发生空间之一的北京“堂子”如何被小心翼翼地遮蔽或者含混暧昧地一笔带过，从中可以看到历史叙述自身亦是被有目的的建构起来的，也是一种文本，其叙述策略同样值得认真分析。

 将全书的28篇论文分为偏于文本中的北京和偏于历史现实中的北京两类，只是本文为了论述方便而作出的粗略的区分，实际上大部分论文都同时涉及两者。比如说，虽然基本上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像邱仲麟、魏泉、古柏的论文所处理的材料，就包含有想像性和文学性的成分。研究者或对其进行仔细的剥离和辨析，或者带入士人（说书人）心态以巧妙地规避，都表现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素养。而像柏右铭和桑梓兰等人的论文则很好地沟通了文本内外，文本中的北京和历史现实中的北京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于这两者的理解都同时得到了丰富和深化。这种力图把握文本与城市之间的互动的思路，对于城市研究而言，在方法论上很有启发意义。

 作为一本会议论文集，不能要求它在整体上有完整贯穿的思路，况且北京研究还在起步阶段，方法论上的自觉也还没有完全形成。与会者来自各个学科，他们在进入这个领域时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各自已经形成的研究背景。所有这一切，一方面固然表明北京研究的不成熟状态，另一方面却又昭示着它的生机和活力。应该说，许多研究者并不是北京史的专家，不少论文也并非以北京为正面的论述对象，然而，我们注意到，当北京不仅作为对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的时候，诸如传统/现代、全国/地方、精英/民众、宏大叙述/日常生活、民族国家/全球化这些备受学者关注的议题也获得了更为具体和深刻的理解。这才是北京研究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研究并不是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学科体系，它的潜力和可能性正蕴藏在它的开放性之中，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研究方法在这里互相交汇和碰撞，才有望在方法论乃至研究范式上带来新的突破。因而，28篇论文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乃至别致的北京图景，同时它们之间在研究思路和论述策略上潜在的对话和呼应关系，也预示着这一领域在学术推进上的光明前景。 (此文删节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05年8月24日)

 来源：北大社网站2005-08-26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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