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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何为---《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练暑生

2005-11-24 13:54:52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后革命的转移》南帆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对于中国人而言，20世纪无疑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还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包括
文学想象空间。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改革，经济话语则无疑占据了文化的显眼的地位，同时，产生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在这样一个正在发生巨大转折和激烈分化的时代，文学何为——它正在做什么？而且还能做什么？南帆先生的新作《后革命的转移》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探讨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中所产生的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文学似乎消失了，但是在南帆先生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虽然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并不意味着文学的“消失”。事实上，对于革命话语发生深刻转折——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文学充分地意识到历史的震动，而且很快成为这种转折组成部分”。《后革命的转移》上卷《转折与分歧》选择了王蒙、张贤亮、阎连科、北村、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作为分析个案，力图通过这些内涵丰富的个案分析，考察这个转折的时代如何抵达“文学的感性形式末梢”，它们呈现出了怎样丰富的经验形态？在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惊讶、激动、感伤、依恋、痛苦、犹豫”。如在《革命：历史的双刃剑》一文中，文本细致入微地分析了王蒙这位过去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如何通过小说总结了这半个多世纪的内心历程，从《恋爱的季节》对革命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崇尚激情和青春，到《狂欢的季节》带着深深的喟叹，如果说王蒙的《恋爱的季节》这四部作品紧扣着知识分子与革命这条主线，那么透过张贤亮的作品——从较早的《绿化树》到近期的《青春期》等作品，我们则可以看到，革命话语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二元结构的关系如何逐渐走向瓦解的隐蔽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在大众面前的精神姿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由文学的感性形式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经验以及多样化的精神向度，不仅充分展示了在一个以理性计算为主导的时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内在活力；同时也让我们具体地感受到文学/历史之间的紧密而且复杂的关系。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启蒙、革命和市场化等历史阶段之间的复杂关联，引言《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从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历史演变切入，对此进行了系统地重读，事实上，上卷各个个案分析的内在联系就存在于这四个关键词所构成的问题脉络当中。值得指出的是，分析文本与历史的内在关联并不是传统反映论的简单推演，而更主要的是以“形式意识形态”概念为中介，揭示出两者之间“隐秘而又密切联系的踪迹”。这一分析方法秉承了南帆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理路，它注重从某个微观的文学问题或现象出发，从中牵引出一组线索复杂的问题链，包括对象本身的内在张力和分歧。上卷对于《受活》的分析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分析方法。上文提到的张贤亮《青春期》等近期作品，其中的主人公在大众面前逐渐恢复了自信甚至是傲慢，而《受活》的作者却继续寻求为底层写作的有效位置，但为什么为“劳苦人”而写的作品却是采用了荒诞喜剧的形式？南帆先生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各种精神抉择展开逻辑的和历史的追问。比如，文本在承认北村皈依宗教的反技术理性价值的同时，仍坚持认为“怀疑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北村的选择与更多人的“生活困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包括在艺术上北村小说还因此失去了可能的丰富性。

如果说上卷所分析的文本主要展示了转折过程中作家的感受和选择，那么下卷《现代性、全球化与历史的紧张》所涉及的内容则是转折之后所衍生的一系列理论和创作问题，革命话语消退后“一些故事逐渐成为传统，另一些关键词浮现出地平线”。这些关键词有些是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中国文论，如全球化、民族国家文学、第三世界文学、文论失语症等；有些则主要产生于对后革命中国语境的理论回应，比如文学性、底层写作、性与性别、城市与乡村，包括主要存在于专业文学研究领域的文化研究。这些关键词中的大部分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文化理论名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深入而且广泛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学想象。关于这些问题，文本坚持历史主义的思考路线，套用南帆先生的话来说：只有将文学理论置于特定历史话语的巨大矩阵中予以考察，“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才会清晰浮现”。如关于文论失语问题，南帆先生在现代性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对理论生产背后的民族身份意识、知识生产机制、学科分化等权力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深入辨析，指出理论的有效性包括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权，出路并不在于考辨理论出身的民族身份，而应存在于与当代“中国经验”的深入对话当中。再如关于“纯文学”问题，南帆先生倾向于认为“纯文学”是一种“功能性概念”，这一认识首先排除了“普适的、经久不变的文学性幻觉”，但是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自律化的文学形式的追求无疑有着特定时代的美学包括政治价值。同时，文本还进一步强调了文学的感性特征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抗和遮蔽的双重功能，在南帆先生看来，这也许是在市场化时代考察文学如何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主要途径。正是通过这种历史相对化的精细思考，文本破除了各种可能的本质化倾向，不同的概念、形式在文学、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网络中找到了发挥其有效性的位置。

生活之树常青，只要历史不消失，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正如南帆先生在结语《不竭的挑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也许无法解决这个时代的难题，但它可以发现难题的存在。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6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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