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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扎实厚重、突破创新的四库学前沿之作——读《〈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有感

王俊义

2006-01-21 16:38:16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7日

当司马朝军教授的新著——《〈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即将付梓之际，承作者厚爱以样稿见示，且嘱写篇序文。如此雅意，至为铭感。然对写序之谓，却犹豫再三，因我对《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并无专门研究，惟恐班门弄斧，反有损本书的光泽。然继而思之，个人厕身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有年，对于与清代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四库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当应先睹为快。遂抱着急于求知的心情，很快通读了朝军教授的书稿。读后沉思，既感深受教益，又觉欣喜不已：一喜四库学的研究后继有人；又喜司马君此著在学术上的突破成就；再喜武汉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将此著纳入能代表该著名高等学府学术水平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实大喜过望，遂情不自禁地写了这篇读后感，既略抒学习心得，又算是对朝军赐书索序的交待。

一位优秀的青年学人

说实话，我与朝军至今尚未谋面，只是从媒体的学术信息和他本人已有的著作中获知，他是一位孜孜不懈，致力于四库学研究的青年学者，且成果丰硕，卓有成就。他在此书之前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就曾受到四库学领域知名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是该领域具有开拓性的前沿之作”；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与文献整理研究”，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项目，给予高度肯定说：“司马朝军历经多年默默耕耘”，“全面发掘了《总目》的丰富内涵，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从文献整理角度系统研究的专著”。不仅肯定其是“高水平的优秀著作”，而且赞扬其“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此，国家社科规划办还授予他“信誉良好专家”称号。他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出站报告——《〈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又再次被流动站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秀，专家组在鉴定意见中指出，其“对《总目》编纂过程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从原始文献出发，发掘了鲜为人知的新材料，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鉴于报告是一部出色的学术专著，对四库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对研究18世纪思想史、学术文化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专家组全票评为优秀”。而目前，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书，正是其在出站报告基础上，再经修改提高成书的。我之所以满怀喜悦之情，列举本书作者在学术研究中多次受到的肯定与赞扬，意在证明，而且我确信司马朝军，无疑是四库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是一位学风扎实，积累丰厚的优秀青年学人。我想，学术研究的发展，同自然界、社会界的发展一样，总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前后传承。人文社会科学的前进与发展，很需要像朝军这样的优秀青年学者，接过传承棒，在前辈学者奠定的阶梯上，继续攀登，向前推进！

内容丰富翔实厚重

由于作者对四库学研究有坚实的积累，在阅读中首先感到的是本书扎实厚重，内容丰富翔实。全书洋洋洒洒，达数十万言，在结构安排上，除“引言”、“结论”、“余论”外，另有八章三十余节篇幅，与作者前此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相衔接呼应，在全面、深入考察《总目》的编纂背景、过程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原原本本地、条分缕析地论述、考订四库全书馆各分纂官，如戴震、周永年、任大椿和程晋芳、翁方纲、邵晋涵、姚鼐等，总纂官纪昀、陆锡熊，总裁官于敏中及最高决策者清高宗等，在《总目》编纂过程中是如何分工的,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作用的大小,贡献的多少，都予详加考察，细致论述。对这些问题，过去的有关论著虽有所接触，但多半是或有论述，却语焉不详；或因占有材料不足，评论偏颇；甚或主观臆测，论断有误，以致造成学界在《总目》研究中，对有些问题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又对有些疑难问题，聚讼纷纭，悬而不决。本书则在发掘和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精审考证，对上述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符合实际、相对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与解决。如此丰富翔实的内容，精密的考据，细致地论述《总目》的编纂问题，这在《总目》研究史上尚属首次。据此而论，肯定本书扎实厚重，对于《总目》编纂问题的研究有重大推动作用，当非过誉之词。

竭泽而渔发掘史料

我还突出感到本书另外的闪光之点，是作者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优良学风，遵照其业师著名古文献学家曹之先生强调的“竭泽而渔”的方法，对所研究的每一问题，都不偷懒，不取巧，而是尽可能对有关材料，广为搜集，大量占有，网罗无遗。然后，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严密考证，得出结论。自觉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以论带史”的空洞教条模式，真正做到论从史出。当然，要这样做，必须花大气力，下大功夫，要有坚强的学术毅力，而作者则正是这样做的。以本书第五章《翁方纲与〈四库全书总目〉》为例，翁氏是四库馆分纂官中撰写《总目》提要稿最多的一位，多达千余条，皆收入《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之中。翁氏的“提要稿”与《总目》有何异同，乃是学术界颇为关注的问题。然而，因《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手稿本流落在澳门，其过录本虽收藏在内地，却长期处于“深闺人未识”之中，长期以来阅读利用的人不多，更少有学者对之作穷尽性研究。朝军为彻底弄清事实真相，在认真阅读翁氏所撰全部四库提要稿的基础上，又参考翁氏的《复初斋文集》及本人的其他著述，再搜集海内外与之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将翁氏全部提要稿，与《总目》直接相关的提要，相互对勘，逐条比照，就二者的异同，得出确凿的结论说：存在六种情况：1.相同类；2.增饰类（笔者按：此类中又细分为：（1）增材料；（2）增评论；（3）增案语；（4）增材料又增评论等小类）；3.删改类（笔者按：此类中又细分为：（1）删材料；（2）删评论；（3）改材料；（4）改评论等小类）；4.未撰提要；5.重拟类；6.《总目》未见著录。同时，书中还对上述各类情况中的各个大类与各个小类都各有多少条，在提要稿总数中又各占多少百分比，加以数字化的精确统计说：“以上六大类总计1 150条，前三类所占比例为49.39%；后三类为50.61%。”换言之，一半以上是完全不同的，接近一半的提要稿（按：包括相同类）经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润色。这样的结论比之原来有些学者所谓“二者无一相同”的笼统说法，显然更加科学和严密。这对《总目》编纂情况的研究，当然有很大推进。不过，提要稿与《总目》所呈现的上述各种不同情况究系什么原因，作者如能做些分析与说明当更完善。书中对其他问题的论述与考订，大都运用了这种“竭泽而渔”、“全文信息”的方法。结论看来简单明了，但在得出结论的背后，却凝聚了作者无尽的汗水与心血，真乃“梅花香自苦寒来”。相较于当前学术界存在的某些浮躁张扬，急功近利，不认真读书，走捷径，不从原始资料出发，以致或人云亦云，或想当然下结论的不良学风，本书作者这种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潜心钻研学风，实令人击节赞叹。

突破创新之论迭出不穷

学贵创新，一部学术著作能否站得住，是否有生命力，关键在于是否有所创新，能否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而本书的突出可贵之处，恰在多有开拓创新。书中不仅揭示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提出不少新观点，得出许多新结论。诸如《总目》著作权的问题。此前学术界曾有“馆臣集体意志”、“纪昀一手所成”、“乾隆钦定”等各种说法，而本书作者在查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后，认为上述说法都不能涵盖所有材料，因此提出《总目》的编纂过程以往被简化了，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中有分纂官起草，是编纂工作的起始阶段；又由总纂官修订，其中纪昀与陆锡熊都有很大作用和贡献；再由总裁官裁正，于敏中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总纂官与总裁官的工作是统一体例，统一思想，解决疑难问题阶段。最后，由清高宗乾隆钦定，事实还证明乾隆并非徒具“钦定”之虚名，编纂过程中他不仅屡发谕旨，提阅审读成稿，而且对馆臣提出和反映的各种问题，最后再由他拍板定案。能就《总目》编纂过程作出如此符合实际的论述，本书乃是首次，这就使过去所谓“纪昀一手所成”等说法，难以成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又如，对于纪昀和陆锡熊这两位总纂官在四库馆中的业绩，过去的有关论著中有“扬纪抑陆”的倾向，本书依据史实，既肯定了纪昀的作用与贡献，也用大量资料证实，陆锡熊也同样作出重要贡献，其功实不可没，应予公允评价。再如，对于《总目》中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提要的撰写者，过去也有学者提出“经部属之戴东原”，“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之说。本书则据实说明“经综合考察发现，经部各类出力较多的是以下学者：纪昀——易类；程晋芳——书类；任大椿——三礼类……”，以事实证明“经部属之戴东原”的说法不合实际。至于“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的说法，虽出自天文数学领域权威学者的著作，又为当代许多学者所引用，但并无确凿根据。经本书作者查证，四库全书馆设有专门的天文算法纂修官三人，即钦天监中官正郭长发、钦天监灵台郎陈际新、算学录倪远梅，加之协勘《总目》官李潢，他们“才是天文算法类提要的主要起草者”。事实上本书作者也查证清楚：“永乐大典本《数学九章》便出自陈际新之手。”这就使“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的说法，亦难以成立。还有流传甚广的“史部属之邵晋涵”，“史学诸书多由先生订其略，其提要亦多出自先生之手”，然而，这种说法同样不符合史实，经查，邵晋涵所撰提要稿，多收录于其《南江书录》之中，本书将该书收录的邵氏所撰提要稿，与《总目》中之史部类提要，逐一对照。原来邵晋涵撰写的史部提要，主要限于《史记》、《汉书》等正史，而史部其他书籍之提要并非都出自邵晋涵之手。全书类似以上的观点和结论还有许多，恕难一一列举。值得重视的是，由于这些观点和结论，多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依据，无可辩驳，均堪称定论。可想而知，这些突破创新之论，对四库学特别是对《总目》编纂的研究，必将产生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学术争鸣与学术批评

人所共知，中外学术史的发展证明，学术事业的发展需要不断除旧布新，又是在不同学派、不同观念的相互争鸣诘难中前进的。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应提倡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开诚布公，开展正常健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应你好我好，或相互阿谀，或模棱两可，那将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不利于学术著作质量的提高。同时，也应允许学者有自己的表述特点和学术风格。就此而论，本书作者作为一位尚未及不惑之年的青年才俊，他在学术研究和自己的著作中，锐意进取，坦陈己见，犹如初生之犊，虎虎有生气。书中对于一些先哲和时贤的不同观点，甚或论断失误之处，常常指名道姓，据理相争，或予补正，或予发展，或予批评，甚或措辞尖锐不留情面。这在我看来，也是本书作者的难能可贵之处，应予鼓励。这里，不妨举清代乾嘉考据学大师钱大昕对学术批评的事例为证。钱大昕在学术研究中从不盲从附和，凡是他认为是错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据实订正，直陈其失。如对汉学祖师郑康成，还有清代前辈学者顾炎武、朱彝尊、胡渭、阎若璩等，他都十分尊重，然而对这些人在学术上的错谬之处，则予据理驳正。为此，其同辈友人王鸣盛写信规劝其不要冒犯前哲，而大昕则复书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况且“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去其一非，成其百是”，“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钱氏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的学术批评出发于“学问乃千秋事”，对学术事业的负责态度，确乃真知灼见。我想，对本书作者在书中对前哲时贤的争鸣与批评,也能作如是观。当然，也还需指出，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表明，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的。因此，后来者对前人相关成果的评价与概述，应尽可能全面、客观和准确，要心平气和，力戒片面和偏颇。

顺便还想提及的是，本书在《余论》中，论述了“四库馆派与乾嘉考据学”，其中对于乾嘉考据学在派别划分方面，提出了与目前学界所持的“吴、皖两派说”、“吴、皖、扬三派说”、“惠、戴、钱三派说”均不尽相同的观点，“试图对乾嘉考据学派提出二分说，即民间学派与皇家学派（也称四库馆派）。民间学派主要指在四库馆之前的考据学派，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人。皇家学派得到清高宗支持，其代表性人物为纪昀、陆锡熊等人”，并认为“两派在治学理念、治学方法上均有较大分歧”。这确是一种很新鲜的学术见解，四库馆被人称为“汉学大本营”，研究四库馆与乾嘉考据学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将乾嘉考据学分四库馆派与民间学派，这在作者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尚未能作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目前尚难令人理解与苟同，因为这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很难断然结论，我感到此种看法尚须认真斟酌和深入探索。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无止境，治学无尽。对于朝军来说，已取得令人欣喜的成就，值得祝贺。但他在学术征程上，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尚须坚毅跋涉，顽强攀登，直到高点。对此，过来人寄厚望矣！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17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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