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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与务实:经济学家的责任——兼评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轨》
孙晓梅
2006-05-24 12:10:41  来源: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网站2006-4-28 
 
 如果要深入和较为准确地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二元结构转型,研究者可能要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一是熟悉现代经济学的知识,需要用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工具来进行剖析,并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二是对中国实际国情和经济情况运行的了解,否则,分析就会文不对题。三是经济学的智慧和悟性,因为经济学分析所遇到的对象并不像书上所述的那样,每次都是一样的;每个对象和事物都有其特殊性,如果不能用经济学的各种方法(甚至改造方法和创造新的方法),创造性地进行揭示特殊问题和解决特殊问题的研究,也不会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有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并提出正确的对策。能不能用一般的分析工具,去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特殊的问题,实际反映的是经济学的悟性。

 周天勇教授就是一位这样的研究者,在他的新著《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轨》中,他首先讨论了中国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紧缩和波动性成因,其次讨论了宏观就业水平与企业规模结构的关系,再次探讨了中国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及其消解,最后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和增长前景进行了探索。对于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经济波动,高负债的成因和金融风险生成机理,城市形成的经济学原因,二元结构转型分析框架等领域,他都以独到的经济学方法和思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早在1994年,周天勇教授就提出了中国低效率通货膨胀的观点,认为在很长一个时期的经济运行中,中国的生产和投资效率十分低下,获得相对低的产出需要投入相对多的资本。在经济低效率和多投入资源对低效率进行替代的情况下,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度并存,深层次的供给不足转化成为资源多投入压力形成的需求过度。中国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是典型的供给不足和需求过度的混合型通货膨胀,然而其深层次原因是劳动、经营管理和投资以及资本使用的低效率。这就使得中国通货膨胀发生的基础和原因与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不一样,从长期看,在控制货币供给方面做文章只能治标不治本。在低效率格局下,如果既想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又不想使工人大规模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越积越多,经济运行只能选择中度的通货膨胀与总需求控制相结合。事实证明,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短期宏观经济运行症状,而是与中国特殊的经济低效率相伴生的一种长期压力。要消除它,重要的是从提高效率、改善供给入手,根治劳动、经济管理的低效率和投资的低效率。

 一般而言,就业水平与企业规模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小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使用劳动力多,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小;大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使用劳动力较少,而资本和物质产品产出规模大。从各国数据的比较来看,社会上大部分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就业。如果大型企业较多,而中小企业不足,就会发生就业不足而产出过剩的情况。在2002年,周天勇教授构建了企业规模结构与就业的关系模型,并就此模型匡算出中小企业与大工业企业之间资本与就业的平衡数字,指出“在数量上快速和大量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解决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稳定社会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战略途径”,而“发展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的关键是有没有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就此提出紧急制定和实施《21世纪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发展计划》。从近来的国家政策看,不论是财政拨款还是研发投入,中小企业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人们逐渐达成一个共识,“不论对国还是对民,不论对就业还是对其他方面”,发展中小企业“都是非常值得的一举”。

 有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多年来一直很高,使中国成为高负债发展模式的国家。这种发展模式在高速成长时期潜伏和积累着严重的金融问题,繁荣时期必然地递延着在某一时间上将发生的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有经济学家指出,以东亚经济模式为代表的高负债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尾声,而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似乎为这种说法做了注解。周天勇教授考察了发展模式中资金获得方式与国民经济稳健发展的关系,在肯定东亚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阐述了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机理,认为企业过度负债与亏损,造成漏损性泡沫、高利率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无法向社会分散,而集中到了银行体系,最后造成银行货币体系的危机。他认为金融风暴的实质是泡沫的急剧塌陷,进而提出只有资本社会化,形成多元的投资主体的公司体制,压缩风险,并将风险分散给社会,才能避免金融危机。

 此外,周天勇教授还对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城市化模型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限制城市发展的政策结论是片面的,提出只有不断地推进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是重点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小城镇论等不同观点,他认为,个人财产的出现和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需要一种空间形式来降低保护财产安全的成本,节约交易费用,使生产和服务的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并获得外部经济。这是城市起源和发展的动因。而交易的科层性使不同规模的城市远距离不对等交易和不同规模的城市越层交易成本加大,一个国家绝对发展超级城市和普遍发展小城镇,都会导致交易费用的上升。因此,城市也呈科层分布,即存在着小集市—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这样的体系,至于究竟怎样分布,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写到“这本书可以说包含了我一生创新能力最强、精力最充沛时的思考和研究,也可以说是我坐冷板凳,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的确,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周天勇教授就人们对经济发展和改革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研究、解释和纠正;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案例进行了剖析和证伪;对下到乡镇的扶贫,上到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决策方面可能发生的失误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合理的思考和决策解决问题的思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无论作诗还是著文,如果不看现实,不问时事,不触问题,不关痛痒,终究只是“不合时宜”之作。“经济学要学以致用,要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结构转型,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轨》,周天勇著,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ISBN 7-81084-787-2,定价:32元

 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网站2006-4-28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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