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件值得“咀嚼”的校史掌故——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 - 精品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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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件值得“咀嚼”的校史掌故——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

2006-05-29 15:14:59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网站

为弘扬交大优良办学传统和爱国传统，2002年10月学校成立校史编纂委员，开始编写《上海交通大学纪事》，期间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为了能够及时反映这批珍贵史料，从2003年7月开始撰写《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适逢110年校庆之际出版面世。其间数易其稿，甘苦备尝。本书的写就凝结了作者和校史编委会全体成员的智慧结晶和辛勤劳动。

梳理百十年交大办学历程、凸现交大传统特色与优势、展示交大人的风采和精神，遑遑百万言不嫌其多，浓墨重彩不嫌其繁。本书以有限的篇幅，不求面面俱到，没有过多涉及办学规模、经费预算及制度规章，主要按照学校历史发展阶段分为8章，选择最能反映交大实质性发展的材料与内容，在学校发展历史长河中提炼最能体现交大办学传统的重大事件，汲取最能展示交大风貌的杰出人物，力求展现交大从南洋公学到现今的风雨历程，揭示交大的教育教学规律，反映交大人的风骨与精神。写作中努力做到了完整性与跳跃性、可读性与真实性、思想性与生动性结合。既要让读者觉得饶有趣味，又要体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做到雅俗共赏。让我们通过“咀嚼”书中一个个小故事，品味出交大的个性、风采与精神！

———本书编辑手记

“南洋”与“公学”

何以称之为南洋公学？取名“南洋”，一是与早一年创建的北洋大学堂有所区别；二是从地理位置上讲，当时人们通常以长江吴淞口为界，南面沿海称南洋，北面沿海称北洋。公学建在位于南洋的上海，所以取名“南洋”。称为“公学”，是因为办学经费由盛宣怀主管的招商局和电报局供给，而这两个局是官督商捐的洋务企业。按照当时西方国家的做法，凡办学经费半由商人资助，半由国家付给的，统称“公学”。学校校名由此称“南洋公学”，英文名称是Nanyang College。
　　
造就“领袖人才”

培养“领袖人才”、“一等人才”是唐文治办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唐文治人才观的最高理想。唐文治曾与同道来华讲学的美国教育家孟禄、塞娄面晤，两人均谓中国最需要造就的是领袖人才。后来唐文治再访其他国家的教育家，也都持这个观点。受此影响，唐文治在办学时正如他自称：“不自量力，常欲造就领袖人才，分播吾国，作为模范。”

1930年，唐文治应邀参加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在致辞中留下了一段关于培养“第一等人才”的精辟论述：“须知吾人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而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高尚品行是人才、学问、事业的基础，只有具备高尚品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领袖人才”。

韬奋忆母校重文之风

“国文敝则精神亡”，唐文治把国文比作国民之精神，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方式，十分注重国学教育。从附小、附中直至电机专科，爱好文学的邹韬奋从1912年起到1919年在交大读了7年书，在他“勉强向着工程师之路前行”的自嘲中，并没有被科技符号淹没文气，反而在传统文化浓郁的交大得到充分的熏陶和滋养。他在回忆录中盛赞母校重文之风：“这个学校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蔚芝先生，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筋斗，后来要出行便很困难了。”

回到母校来

1940年，交通大学在重庆小龙坎设立分校。原在他校任教或学成归国的20多位交大校友响应母校号召，相继从大后方聚拢而来。

曹鹤荪，这位交大1933届高材生，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时任教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这年暑假，曹鹤荪到重庆招生，得知交大将设分校的消息，当即前往进谒筹备主任徐名材，被当场聘为教授。但是，将他视为顶梁柱的空军机械学校根本就不愿放人，一再催促曹鹤荪回校，以致一年后下了通缉令，要传唤上军事法庭。后来还是吴保丰校长辗转托了上层关系才平息此事，使这位年仅28岁的年轻学者得以在交大一展抱负，主持成立了航空工程系，成为交大历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

比曹鹤荪低一届的校友张煦，194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完博士学位，毅然在祖国母亲最困难的时候踏上了回家的路，听从母校的召唤，受聘为交大重庆分校电机工程系的教授，在低矮昏暗的简易教室中，悉心传授着国外先进通讯理论和技术。

“要是讲情义，交大就不要办了”

1947年9月，程孝刚就任交大校长。程校长的老家江西宜黄县里一些乡绅名流和亲朋好友很是兴奋，都想“开后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交大深造。

不久，宜黄城一位有名的绅士，领着高中刚毕业的儿子，带着厚礼千里迢迢来到上海交大程孝刚家里。程在家里办了一桌很丰盛的酒席款待客人。席间，那乡绅要他开开后门将儿子留在交大读书。程孝刚连忙回绝说：“老叔，这可是有规矩的”。乡绅笑着说：“什么规矩不规矩，你是校长，还不是你说了算。”程孝刚幽默地说：“我早就说了呀。”乡绅见有些门路，喜笑颜开道：“你说了什么嘛？”程道：“我们交大早有规矩，凭考分入学，严格堵死歪门邪道。”

这位绅士一听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连酒食也没有兴致吃完，便带着儿子悻悻地溜走了，返乡后大骂程孝刚无情无义。程孝刚听到后付之一笑，不无讥讽地说：“如果讲这种情义，交大就不要办下去了。”

跨越三个世纪的胸怀与梦想

2006年4月，适逢上海交大百十周年校庆，38万言的校史专著《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面世了。这是一本经过研究策划和认真写作的新著。

本书之前，1986年出版了由上海、西安两所交大合作编写的《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1996年两校又合编了《交通大学校史（1949-1959）》，同年还出版了200多万字的《上海交通大学志》。作者在借鉴这些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了新史料、新观点，完成了本书，力求做到：

梳理发展线索展现交大精神

本书根据历史发展脉络设置了8章，将交大跨越三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置于同期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审视，放在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背景下解读。展现学校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和脉络，评述了跨越三个世纪办学的风雨沧桑，从有“中国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之称的南洋公学，到较早开启我国工程教育的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从1921年交通大学黉宇宏开，到享有盛誉的南洋大学、国立交通大学；从八年抗战烽火中的上海“孤岛”与重庆大后方两地办学，到1949年被人民政府接管获得新生；从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汇流与分合，到50年代末西安、上海两所交通大学的独立建成；从60年代初对教育“大跃进”纠偏中老交大教学传统得到坚持并发扬，到十年浩劫中的“教育革命”；从改革开放以后的拼搏奋进中闵行新校区的建设，到1999年、2005年与上海农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先后实现合并，组成新的上海交通大学……110年来的因革变迁，跌宕起伏，几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缩影，尽在书中显现。

挖掘教育思想研究办学模式

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本书对学校各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办学模式、教育思想等进行挖掘和研究，写出了交大的传统特色和当前优势，诸如中西结合、工科先驱、部门办学、求真务实、敢为天下先、饮水思源等一系列交大特色，在书中比较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客观公正评价了交大在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当代人的思维特点和视野空间，把握学校发展的主线，对学校各个重要发展阶段的办学模式、教育思想等进行挖掘和研究。杰出人物和重要事件是研究的重点，对盛宣怀、唐文治、黎照寰、彭康等校长的办学效绩、教育思想等进行深入剖析；对学校重要发展时期力求在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如困难时期即抗战时期、西迁时期、文革时期；转折时期即确立工科方向时期、工管理结合时期、院系调整时期、以军工为主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等，相对辉煌时期即3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等等，这些相对重大和特殊的时代和事件都有清楚的交代。

名人掌名校

盛宣怀—— 南洋公学创始人

盛宣怀从19世纪70年代起涉足洋务，逐渐掌控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大批洋务企业，几乎掌握着国家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晚清“习商业、晓官法、熟洋务”的罕见高手。但他在把洋务事业越做越大时，却为缺乏新式人才而苦恼，经常感叹：企业不难集资，难于得人。

1896年，盛宣怀事业重心南移上海，就在他的官位升至太常寺少卿的第二天，即上奏朝廷，呈请在上海设立“专学政治家之学”的南洋公学，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1897年3月2日开始，盛宣怀以个人名义连续11天在《申报》上登载招生告示，各省学子闻讯纷纷前来应试。盛宣怀亲自对第一批初试录取者进行复试，选定30人作为公学第一批学生进入师范院。被后人称中国师范教育先河的师范院于4月8日正式开学，这一日也就成为交大的校庆纪念日。

公学开办后，盛宣怀自任督办，延揽何嗣焜、张焕纶、张元济、福开森、蔡元培、伍光建等各路能人相助。同乡何嗣焜被聘为首任总理（即校长），他是位实干家，无论购置土地、招生开学、起草章程、延聘教习等，都是身体力行，就是平时校园布告他也自书自贴，并不假手他人。后来由于过度劳累，何嗣焜在起草一份文件时不幸突然发病离开人世。

盛宣怀把中国矿山、铁路、财政、商务事业的兴旺发达都系于南洋公学，希望公学成为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人才的摇篮，造就出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大人物。南洋公学作为我国近代第二所大学，在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许多开创之举：首立师范院，初步奠定了我国近代师范的雏形；分设外院、中院、上院，开创了大、中、小学三级分层办学的先河；拟定《南洋公学章程》，采用分年级按班级授课制，为我国教育有系统由组织之肇始；师范生自编写的《蒙学课本》，成为我国最早一本近代教科书。今天看来这些举措好似平常，但是当时旧学私塾遍地，科举一统天下，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为实现他的抱负与梦想，需要付出的恐怕不仅仅是艰辛。为了纪念这位创始人，1926年校园内曾经塑有他的全身铜像，可惜抗战时被毁。现在徐汇校区新上院底楼大厅，盛宣怀铜像巍然屹立，上面刻着“交通大学创始人盛宣怀”。
　　
唐文治—— “三好学校”校长

清末民初时期的交大，在社会评价中赢得了一个“三好学校”的好名声。所谓“三好”即“科学好、中学好、体育好”。“三好学校”的形成，从1907年到1920年掌校长达14年之久、被后世誉为“国学大师、工科先驱”的教育家唐文治功不可没。

唐文治，号蔚芝，1865年生于江苏太仓。18岁即中举人后入江阴南菁书院，专攻经学。1892年27岁时得中进士，派在户部任事。后历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商部左侍郎、农工商部署理尚书。然而，随着官越做越大，他对腐朽不堪的清政府认识亦愈发深刻。1907年9月，他选择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师”的弃官从教之路，离京就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交大时名）监督（即校长）。

到任后唐文治即订章程，立宗旨，上条陈，停办商科转向工程教育，接连创设铁路、电机两个工程专科，着力于培养“求实学、务实业”的“一等人才”，规划出工科大学的发展前景。经过唐文治与教职员多年的励精图治，到民国初年，学校成绩卓著，蜚声国内外。从1916年至1919年的4年中，全国共录取清华官费留美生32名，其中本校就占到13名。凡是有志于学习工程技术的国内青年学子，莫不心仪已久，慕名而来。

作为“国学大师”的唐文治校长对于国学教育极端重视和严格要求。学校招生批卷时首先要看考生的国文成绩，如果国文成绩太差不及格，其他试卷就不再批阅了。唐文治亲手组织了一年一次的国文大会（即作文比赛），全校学生均需参加。他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历年国文大会的菁华文章，编成《南洋公学新国文》2编12册，成为风行一时的语文课本。以后学校将国文大会制度延续下来，至建国前一直成为学校教学上的一大特色。

唐文治还认为体育活动可以强身健体，也能砥砺人品，因此不遗余力提倡各种体育锻炼，开展足球、垒球、武术、技击等各项体育运动。体育比赛若遇劲敌，赛前他必亲临讲话鼓励，是为“誓师”；比赛时他每每到场坐镇观战，甚至亲擂战鼓以激励，是为“助威”；比赛获胜而归，他必亲临庆功会场讲话慰劳，是为“庆功”；如果比赛败北，他也必到“检讨”会场要求大家决不气馁，待他日夺胜“以雪校耻”，是为“雪耻”。在唐文治的提倡支持下，当时无论足球、棒球、篮球、网球以及武术，蜚声沪上，素负盛名。
　　
叶恭绰—— 缔造“天下交大是一家”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号遐庵，广东番禺人，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在清末民初直至北洋军阀时期动荡不安的政坛中，他长期位居交通要津，系一度能够左右北洋政坛的重要派别“交通系”的大员之一。1913年9月任代交通部总长，1917年7月任交通部总长，兼任铁路督办、邮政总局局长。

叶恭绰是一位交通救国论者，提倡交通救国，重视实业教育。1920年12月，他以南洋为中坚，将部属四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邮电学校）合并成一所大学，定名为交通大学，英文名为Chiao Tung University。经过数月筹备，交通大学于次年8月正式成立，学校分设上海、唐山、北京三地，称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唐山学校、北京学校。叶恭绰被推选为校长。

从交通大学成立开始，叶恭绰就希望把交通大学办成世界先进大学。他相信，交大虽出世较晚，较之欧美先进大学相形见绌，然而这些学校的成功经验交大可以直接“拿来”，走过的弯路交大可以绕开不走，再用最新最快的方法，奋起直追，定能步入世界知名大学之列。为此，叶恭绰计划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曾联络过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商议进行合作。

一校三地的体制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交通大学分为三校，上海部分仍称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部分组建国立唐山工学院，北平部分组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建国后，国立交通大学演变成现今的上海、西安两所交大，唐山工学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分别发展成为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部分迁移台湾的交大校友在新竹创立“国立交通大学”。在分分合合的历史变迁中，五所交大演绎成“天下交大是一家”。
　　
黎照寰—— “黄金时期”的交大校长

黎照寰（1888~1968），字曜生，广东南海人。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硕士等四个学位，文理兼通，学识渊博。任职交大长达13年之久。

任职期间，黎照寰坚持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独立地决定交大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建成机械、土木、电机、科学、管理五大学院及中文、外文两系和一个研究所，形成了一个以工科为主、管理为辅、理科为基础的成熟的学科格局。在他的倡导下，学校还重视数理化及工科基础课程，强调实践环节，对学生管理严厉。这些被后人概括为具有交大特点的教学特色：“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在此期间趋于定型。到抗战前夕，交大在院系规模、师资力量、教学水平、设备条件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成为一所理工管结合的国内外知名大学，被广大校友称为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

此时的交大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翘楚，引领各界风骚。比如全国最看重的清华留美公费考试。从1933年留美公费考试重新恢复招考至1936共举行4届，本校考取18人，约占20％。1934年，教育部招考留欧官费生25人，赴意大利学习航空工程。交大独中13人，又占了半壁江山。从“黄金时期”走出的交大毕业生，日后成为科教精英、爱国志士、学界名家、商界显赫的不乏其人，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当代李冰”张光斗，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数学家吴文俊， “中国航测之父”王之卓，“中国通信界元勋”张煦，中国造船工业的奠基人辛一心，中国第一代著名飞机设计师黄志千，原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致公党中央名誉主席董寅初，语言学家许国璋，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美国“华人电脑帝王”王安，国际航运巨子沈家桢，等等。

“黄金时期”的三十年代的老交大，人才辈出、声誉远播，曾享有“东方MIT”、“中国最高工业学府”之称。作为校长黎照寰，在老上海被人尊称为“黎南海”。建国后他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彭康—— “要为国家多培养几个钱学森”

彭康（1901－1968），江西萍乡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捕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和苏州反省院长达8年，出狱后即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线，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历任党政领导职务，主持宣传、文教工作。1952年作为中央文化教育考察团副团长出访东欧七国，以半年多的时间系统考察了苏联和东欧的高等教育。1953年7月正式到交大任职，直至1968年3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彭康在交通大学及迁校后的西安交通大学职掌校务达15年之久。

彭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哲学家、教育家。数十年的教育生涯使其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懂得运用唯物辩证法及按照教育规律开展学校的工作。他的办学箴言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就是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师资队伍。”

彭康一贯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他明确提出：“交大应多培养几个像钱学森那样的大科学家，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强调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高质量人才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也是高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所在。要求全校师生把钱学森作为学习的楷模，希望学校能不断培养出象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这一人才培养观是彭康办学理念的一大特色，也成为全体交大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网站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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