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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最优秀的年鉴学派概览--《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大社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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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园地
一部最优秀的年鉴学派概览--《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大社
李洪岩
2007-01-22 15:05:34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17日
以大不列颠英国佬的身份审视欧陆学术,伯克教授丝毫没有流露英国绅士的矜持和傲慢,倒是显示了英国绅士和史家的许多美德。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进两步、退一步,照顾着逻辑和史实的周全,躲避着片面与缺失。他从不说过头话,让人感觉似乎有意在避免概括,但其实,却时时在概括,甚至精确得让人吃惊。
年鉴学派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史学群体,它因1929年创办的《年鉴》杂志而得名。不过,在伯克教授看来,当人们说出“学派”一词时,很可能已经将自己置于外行的尴尬位置。因为,以“年鉴”为标识的那批人,常常矢口否认存在这么一个门派。而且,他们虽然具有共同的分母,但作为个体,却各有路数。尤其重要的是,自20世纪20年代创始,三代学人,由造反者而成为当权派,继尔声势浩大到使自己零碎化,失去独特性,年鉴史学的前贤与后辈之间,已经难以连类。所以,伯克教授说,也许不该把年鉴派称作学派,而应叫做“群体”。确切地说,应当叫做“运动”。这场运动,借其他学者的话说,就像是一个不断扩散的云团,拥有引人注目的吸引力与聚合力。当然,这个“云团”之所以被贴上“新史学”的标签,是因为它掀起了一场“革命”。称这些“革命家”为“派”,是基于运动整体性的考虑。
“革命”意味着“旋转”。伯克教授说,年鉴学派以其60年孜孜不倦的、社会科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跨学科研究,颠覆了传统范畴,提供了新的范式,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使得历史学这门学科全面改观,从而造成了欧洲大陆史学面貌的旋转,也使自己名闻遐迩。年鉴学派之所以能有如此神功,依靠的并不是什么高明的历史哲学或史学思想,而是一部部功力深厚的史学著作。要知道,20世纪最富创见、最难以忘怀、最有意义的历史论著,有相当数量是在法国完成的。而年鉴派,是20世纪法国史学的霸主。
伯克教授以娓娓动听、不紧不慢的从容态度,大体按照时间演变的顺序,向读者讲述了这个霸主的脉络渊源;又遵循相应的主题,一一点评其中的人物和著作,既牢牢把握着宏观上的架构,又不放过细节上的讨论,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清了“年鉴派”这座史学博物馆的基本内容,享受了一次阅读的愉悦。
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不少与年鉴学派有关的书籍,学者们也撰写了诸多文章。但是,笔者以为,在讲述年鉴学派的汉语读物中,本书是最优秀的一部概览性著作。
而且,全书译成汉语,才十来万字。如此简短的篇幅,节省了读者的目力,却并未影响论断的准确和深刻。而书中文字的浅白,除了让我们感到清爽明晰之外,还可以感受到作者深厚的功力。
作者彼得·伯克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以大不列颠英国佬的身份审视欧陆学术,伯克教授丝毫没有流露英国绅士的矜持和傲慢,倒是显示了英国绅士和史家的许多美德。书中的每一个论断,都进两步、退一步,照顾着逻辑和史实的周全,躲避着片面与缺失。他从不说过头话,让人感觉似乎有意在避免概括,但其实,却时时在概括,甚至精确得让人吃惊。
年鉴派的大师勒华拉杜里曾经说过,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事实上都是结构主义者。如此“绝对”的话,伯克教授不会说。他宁愿一个一个地描述和分析年鉴学者的具体著作,指出这位或那位怎样运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参验他们相互间的同异。他并不把年鉴学者看作铁板一块,而是把他们划作三个圆圈。核心圈是这个群体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以及费尔南·布罗代尔、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和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第二圈则比较靠近边缘。第三圈更加处于边缘,甚或处于边缘之外,其中就包括中国学者所熟知的米歇尔·福柯。对这些人,伯克教授在划定他们共同的史学兴趣的前提下,着重指明他们各自的特点。当然,作为年鉴派的“同路人”,伯克教授对他们一概表示赞赏,但作为受年鉴运动启发的局外人,伯克教授也毫不吝惜地写出学界对他们的批评。
很明显,“准确”与“严谨”是伯克教授的写作基调。许多学者都曾说过,年鉴史学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教益和影响。这当然并不错。可伯克教授却指出,恩斯特·拉布鲁斯、皮埃尔·维拉、莫里斯·阿居隆、米歇尔·伏维尔这四位杰出的史学家,均处于年鉴史学的核心圈之外,原因就在于他们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特别是维拉。同时,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一般与年鉴派保持一定距离。倒是在英国,年鉴学派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所以,伯克教授认为,在肯定年鉴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类似之处”与“共鸣”的同时,“必须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从准确界定的立场出发,莫里斯·阿居隆就不应该被笼统地称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应该确切地称作“开放的”、经验主义、折中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第82页)。
伯克教授这种“斤斤计较”的立场是史家的,而非哲学家的。倘若哲学家来做同样的评论,立场就会不同。例如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也曾出版过一册评论法国史学的小书,并早已译成中文(《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其中谈到年鉴史学,即认为这些法国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缺乏哲学头脑,其著作虽然并不平庸,却是众多工匠为反映本人技艺而创作的专著。如此画一齐观,在伯克教授看来,或许就不免思出其位了。因为,年鉴学派的界限,应划在史学范围内,不该越界。
就思想价值而言,伯克只强调了年鉴史学的三大主导理念:第一,用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第二,以人类活动的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第三,实行跨学科研究,即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密切结合。这三大理念,作为思想成果,自然可以不入哲学家的法眼。但是,作为实际运动与实践产品,则前无古人。正如勒华拉杜里所说,年鉴学派“就像是一只老鼹鼠,持之以恒地挖掘着地道”。要想真切地认知地道的挖掘者,自然应该首先阅读彼得·伯克,而不是保罗·利科。说到底,年鉴学派是一个史学流派,而不是思想流派,甚至不是史学思想流派。而伯克教授的著作,属于史学史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能勉强算是思想史研究”。只有搞清这些界限,才不至于蒸沙为馔。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英]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20.00元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7年1月17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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