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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武大社《经济学大纲》再版前言
陶 德 麟
2007-05-22 15:13:27  来源： 武汉大学出版社网站2007年5月18日 
 
 李达的《经济学大纲》是作者在1932—1937年任教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时期的四本代表性著作之一，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和专著。1935年由北平法商学院铅印成书。李达将此书寄给毛泽东同志后，毛泽东同志曾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此书(以及李达同志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说:“李达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1948年生活书店曾将此书论述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部分以《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论》的书名出版。1984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第三卷中收进了此书的全文。1985年9月武汉大学出版社为纪念李达校长诞辰95周年重版过此书。

 李达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是“多方面的学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理论家。他不仅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是最早在中国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拓荒者之一，也是在中国独立撰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人。他在撰写《经济学大纲》之前，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无论在翻译介绍和独立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翻译介绍方面，他1919年在日本翻译、1921年在中国出版的三本马克思主义书籍之一就是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此书被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必读书。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后，主持了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经济学方面的最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他在1924年翻译出版了《中国关税制度》一书。主持出版了袁湘翻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李汉俊翻译的《资本论入门》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大革命失败后，他与邓初民等人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接着又创办了笔耕堂书店，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昆仑书店于1930年出版了陈启修译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和李达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耕堂书店重版了吴黎平译的恩格斯《反杜林论》全译本等经典著作,还出版了李达本人翻译的许多阐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名著，如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1930年，与熊得山等合译)、米哈列夫斯基的《经济学入门》(1930年)、河西太一郎的《农业问题之理论》(1930年)、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3年，与熊得山合译)、河田嗣郎的《土地经济学》(1933年，与陈家瓒合译)等。

 李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里的工作远不限于翻译和介绍，更重要的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独立研究。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几年写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论战文章中，已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随后又发表了《劳农俄国研究》一书，探讨了苏联的经济制度和农业社会主义化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鉴。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后，李达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指出“马克思学说，已是由介绍时期而进到实行时期了。我们研究经济学说的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实，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他鲜明地提出“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口号，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演变过程，指出中国自周秦至清朝末年是封建专制下的农业经济，鸦片战争后成为半殖民地，从经济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论证。他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来确定经济及其他政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险恶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发表了大量论著。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是另一个重点。其中1928年发表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中国近代经济的第一本著作。这本著作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为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重大课题而写的，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这一著作开宗明义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只有“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这是我所以要编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他利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统计材料，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变和特征作了深入分析，比较了中国经济和西欧经济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的三个互相交错过程，即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封建农业的瓦解和挣扎过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和萎缩过程，论证中国自帝国主义侵入后开始了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中国社会的新生产力，早已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限制，而绝少发展余地，何况还有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来障碍它的发展呢”。他得出结论：“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这本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准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以它的科学论证和远见卓识澄清了许多人的迷茫和困惑，在国内外影响巨大，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俄、日等国文字。

 李达的以上这些工作为《经济学大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大纲》是这些工作的结晶和提升。现在重读这部70年前的名著时，我们仍然不能不钦佩作者的精辟见解和创造性的论述。这里只着重指出主要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坚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方向。

 作者满怀激情地指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经济学才研究经济学，而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但研究经济学的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仅生活于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并且生活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的中国。我们研究经济学，能够只知道注意于世界经济，反而忽视了中国的经济么?我们能够说中国现代的经济，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样，因而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么?”“中国现代的经济，不是原始的或奴隶制的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也不单纯的是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经济。中国现代的经济，虽然处在前面所说的经济形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却不能成为一个阶段上的独立的经济形态。大体上说来，中国现代的经济，还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国际帝国主义殖民地的火印。”“整个中国的生存，都有朝不保夕的危险。中国的殖民化的程度已经日益加深了，处在现状之下的中国人民，究竟应当怎样去图存呢?!”“现在的中国经济，是处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工农业陷于破产状态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说是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地化的经济。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状况下挣扎着的中国国民，究竟应怎样寻求自己的生路呢?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整个中国自求生存、自求解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正确的客观的理论做实践的指导，才能成立民族解放的战线，才能进行民族解放的工作，才能提起中国经济改造的问题。但要获得那种客观的正确的指导的理论，就必须把捉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同时具体的考察中国经济的特殊的发展法则，以期建立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
 第二，采取广义经济学的立场，强调研究中国经济特殊规律的重要性。

 这与前一点是紧密联系的。作者在绪论中尖锐地批评说：“从来的中国的经济学，或者只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者并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但对于中国经济却从不曾加以研究。这些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因此，我主张广义经济学，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这是我所以主张我们所研究的广义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经济的理由”。“我所讲授的这部经济学，是广义的经济学。我的研究所以要采取广义经济学的立场，不仅是具有纯理论的意义，并且还具有实践的意义。因为广义经济学，并不仅是为了求得经济学的知识才去研究一切经济构造，而实在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实践的指导原理才去研究它们。即是说，我们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而是为了经济上的实践才研究经济学。”广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规律，而且研究自原始社会以来所有社会形态的规律，以及从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规律，还要特别着重研究国际资本主义殖民化的中国经济的规律。这是因为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残留着先行社会形态的“遗物”，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制度；不了解先行的社会形态的规律，就不能深刻了解某种社会形态的来踪去迹。他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必要，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必要，中国现代经济研究的必要。本书把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独立部分，以三章的篇幅对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作了系统扼要的探讨，然后才以十三章的篇幅重点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极有特色的首创。后来三联书店将此书的先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部分以单行本出版，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填补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空白。

 第三，本书贯彻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把严谨科学的分析与通俗易懂的表达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本书的全部论述都力图贯彻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特别是把一般与特殊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得非常纯熟。全书结构严密，层次清晰，逻辑严谨。对每一概念都给予精确的定义，对每一问题的分析都采取由现象到本质的方法，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条分缕析，解决一个问题之后又逻辑地过渡到另一个问题，由局部推进到全体，引人入胜，说服力很强，使读者读来不仅细节清楚，而且全局在胸。对错误观点的批评也放在适当的位置，画龙点睛，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在文字上，作者采取的是当时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没有生吞活剥的洋化表述方式，通俗易懂而又不损害理论的严谨性。每章还附有习题，提纲挈领地为读者指明必须着重掌握的重点。本书的这一突出特点，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实效，本身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由于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作者在北平无法立足，随后又处在颠沛流离的生活环境之中，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以致本书只完成了先资本主义诸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两部分，而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中国经济两部分未能完成，这是作者本人也引以为憾的。但作者在绪论中已全面论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仍然极为宝贵。而且这两部分的基本思想在他已发表的另一些著作中已有所论述(如《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缺陷的某种程度的弥补。本书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网站2007年5月18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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