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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三个人——重读《罗曼·罗兰文钞》广西师大出版社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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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园地
一本书三个人——重读《罗曼·罗兰文钞》广西师大出版社
作者:孟春蕊
2007-09-03 11:17:33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2007-08-31
《罗曼·罗兰文钞》孙梁译 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很多年前父亲的书架上看过一本《罗曼·罗兰文钞》,后来几次搬家辗转,不见了踪迹,昨天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的版本,翻开前言看到译者孙梁的一句话,“蒙钱钟书老师和施华滋先生在拉丁文方面予以指点,敬致衷心的感谢”,忽然很感触,想起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想起这个群体中的三个人:罗曼·罗兰、傅雷和钱钟书。
1914年,当德国自然主义剧作家葛哈特·霍普曼为战时的德国政府辩护时,罗曼·罗兰在给他的公开信里对德国知识分子仍充满了矛盾和期待:一方面“感谢古老的德意志思想家们赐给我的一切”;另一方面,他期望德国知识分子能发出与政府不同的声音,“全力抗议,反抗那些正在压到你们头上的罪恶”,至少“沉默也是一种表示”。否则,你们就是“在向全世界证明:你们不但不能保卫世界的自由,连你们自己的自由都不能保卫,从而也证明:在摧残艺术杰作和杀害人类精神的恶毒暴政下,德国最优秀的人是可怜而无力的”。
罗曼·罗兰没有等来预期的最低限度的沉默,在1914年战时的欧洲,德国知识分子的声音热闹而激昂。随后高调表态的托马斯·曼和弗利得·贡道夫更是让他失望乃至气愤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对你们大家要求些什么,德国优秀的心灵?——我要求你们至少对所犯的越轨行为勇敢地表示遗憾,敢于提醒狂野的强权,让他想起甚至祖国都不能从罪恶中拯救自己,因为在它的权利之上还有人类精神的权利。我只要求一个呼声——仅仅一个自由的呼声……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我只听到了狐群狗党的喧嚣,和那批知识分子在猎人放他们去的路上追踪而狂吠的声音……”
罗曼·罗兰的批评不单是对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知识分子的不理智也是严厉的,他的《超越混战》和《精神独立宣言》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可结果招来敌我双方的一片谩骂,他所信奉的伏尔泰的格言“打倒卑鄙”在当时的欧洲显得如此无力和孤单。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在1914年后如此热情地歌颂俄罗斯,“俄国的知识分子常常被迫沉默,但它从来没有发言,替罪恶的政府辩护”。
“沉默”在罗曼·罗兰这里成为一个底线,考校知识分子良心的底线。
四十多年后的1957年,由孙梁辑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文钞》收录了这封信以及罗兰当时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思考。而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正以6月8日为界考量自己说真话的勇气,8日之前有费孝通的《早春前后》等,8日以后,各种声音不可思议的在此起彼伏,其中不乏高调的迎合,而沉默成为少数人很奢侈的选择。
曾在序言中被提及的为《罗曼·罗兰文钞》中的拉丁文做过指点的钱钟书成为这少数人之一。他的沉默甚至延续终生,只有在妻子杨绛的《干校六记》的小引中淡淡地提及“惭愧自己是怯懦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杨绛文集·小引》)“沉默”让他得以保全人格并为后人仰视。我一直认为,钱先生只是一位安安静静、一心做学问的旧式文人,他在人格上凸现出的强大安静的光辉,只是由于他所处时代的整体喧嚣。“他只不过站在原地,可是当那个时代的地平线沦落之后,他就显得比别人高大。他只不过那么自自然然地活着,可是当所有人都染上瘟疫以后,他就显得比别人健康。”人们尊敬钱钟书,与其说是喜爱他的小说,尊敬他的学问,不如说是怀念他在那个疯狂迷乱时代里的,自由思考、独立表达甚至至少沉默的精神。一种原本应属于任何一个学者的基本的精神——而任何基本的东西,在普遍缺乏的时候,都弥显珍贵。所以,人们对钱钟书的怀念,我以为,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操守的怀念,对生而为人的独立精神的怀念。而这种怀念的根本,还是对缺失了这种精神的时代的批判。
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傅雷却没能选择沉默,一个“叛逃”的傅聪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敢不发言,读《傅雷家书》时每每看到他殷切的文字都觉得是那么不真实。父子间回避了最隐忍的伤痕谈美好,放弃了最现实的思考谈做人,文字背后总有一种硬生生的拧和不甘心,除却舔犊之情是真的,其他没有丝毫说服力,像是被“审查”过后的人生箴言,没有任何思想的力度,根本不足以支撑傅雷的精神欲求,无法满足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质疑。所以,在1966年,他还是选择了死亡。以《约翰·克里斯朵夫》的雷霆和悲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没有看到有关傅雷和《罗曼·罗兰文钞》相关联的文字,但我想就思想而言,除却《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对他的影响仅至于此。
1936年罗曼·罗兰访苏归来后,在日记上写下了下面的文字:“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五十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允许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罗曼·罗兰死于1944年12月30日,在巴黎刚刚解放不久的日子,死得适逢其时。他最终选择了他要求葛哈特·霍普曼和托马斯·曼的沉默。若干年后当《莫斯科日记》公开发表后,我们见到了一个信仰破灭后仍保持操守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要写的欲望……”(《莫斯科日记》)
不知道当时尚健在的钱钟书在看到这本书时的反应,相比而言,他的选择似乎太过彻底了,即便在晚年,对所经历所看到的一场闹剧仍然只字不提。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7-08-31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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