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淇、吴静安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 书评园地

搜索新闻图书 ISBN 作者音像出版社代办站教材征订

购书请登录免费注册客服电话:010-62510665 62510769

购书指南购物车我的订单征订单存书架小团购二手书优惠活动关于我们

刘文淇、吴静安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主页 > 书评园地

刘文淇、吴静安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包瑞峰

2007-11-05 11:03:36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文淇，生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91），卒于咸丰四年（1854）。江苏仪征人。刘氏一门四世都精于经史研究。其一生致力于左氏学的研究。主要著述有：《左传旧疏考正》、《青溪旧屋文集》、《楚汉诸侯疆域记》等，代表作则是未完成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

当前学术界阅读和使用《左传》时最通行的本子是1981年出版、1990年修订的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是书功力深厚，博采前说而又能善作裁断，裨益后学实非浅显。不过杨著的体裁属于读本，未能在种种问题上展开论述，对于想深入探讨的读者难以满足需要。

很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在做科研时查阅清代有关著作，希望能得到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那样广征博引、丰富详赡的成果。迄今为止，很多人使用的是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前中华书局编“四部备要”，其间的“清人《十三经注疏》”中的《左传》就是洪书，因为洪书的注是《左传》清代注释中完整又较佳的本子。

其实，学界更期待和注意的是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历经三世百年，仅写到襄公五年。后面没有完成的差不多有全书的一半。正是这个原因，直到是书于1959年、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根据稿本整理标点、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都没有能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较大注意和作用。这是《左传》的遗憾，这是学界的遗憾。

现在《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终于得以完璧！其续作则由刘氏的隔代传人吴静安完成。　　吴静安，生于1915年，其几代先人均从学于扬州“青溪旧屋”刘氏门下，而本人早年随伯父吴遐白学习，自幼饱读经史。可以说继承了刘氏文风，熟悉《左氏传旧注疏证》的体例，经过多年努力，写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沿着刘氏的注释体例，继承了刘氏的书法、义例，完成了刘氏未竟的事业，终裨益于后辈学者。

今人徐复先生在为本书作的序中，已经对续作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仪征刘文淇集众家之大成，益以粲备。其书宗法高邮王氏，以声音训诂转相证发，而又熟于史事典制。”

“（吴静安）君既究心左氏，又秉承家学，思衍扬州之绪，而有赓续之作。其书博采章太炎、刘申叔二先生之说，以为矩范。复循刘氏注释体例，以礼、例、事三者为宗，汇典章制度、义法、史实为一编，可谓博瞻详审，有功后学者矣。”

“十三经”是我国古代社会几千年以来崇奉的经典，其中最称繁博的要算是《春秋》“三传”。《春秋》是鲁国历史，本着“寓褒贬，别善恶”的原则，由孔子整理修订，内容比较简单。战国时的学者根据所能了解的史实和传说，把《春秋》的内容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说明，就形成了“三传”，现在流传下来的《公羊传》、《谷梁传》，叙述史实较少，以发挥《春秋》原文的义例居多。而《左传》则以叙述史实为主，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姻、丧葬、篡弑、族灭、出亡等贵族们的活动，特别是贯穿于其中的贵族间的矛盾，情节错综复杂，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形象，使《左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富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受到历史学家、文学家的高度重视。

《左传》一书价值极高而又分歧最为复杂。《左传》不象《公羊传》、《谷梁传》，释《春秋》之义极少，甚至出现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的现象。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是刘歆依据《国语》重新编撰的。还有的学者，如郑玄、贾逵、服虔、许惠卿等，本着“传必释经”的原则，皆以《公羊传》、《谷梁传》之例以释之。直到杜预作注（《春秋经传集解》），才自立体例，汇集了前人对《左传》的注释，使《左传》始离《公羊传》、《谷梁传》而独立，专注《左传》以释经。《左传》的解释至此形成了郑、贾、服、许和杜预相互对立的两大营垒。

到了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于《左传》，则专用杜义。

宋人治《春秋》，又认为三传皆不可信，而采取“自以意求之经文”的态度，甚至有把胡安国的《春秋传》与“三传”并称为“四传”之说，于经义、史实均无裨益。

清代训诂学家，对于旧“十三经注疏”，尤其是对于唐宋旧疏，意见颇多，遂思作新疏，对旧注也有所选择。

乾嘉学派兴起后，邵二云、郝懿行之于《尔雅》，刘宝楠之于《论语》，焦循之于《孟子》，孙渊如至于《尚书》，胡培之于《仪礼》，以至于清末孙诒让之于《周礼》，“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虽水平不一，但新疏究胜于唐宋旧作。

清人治学，以求实为本。当时训诂考据之学大兴，音韵小学，超过前人，有此良好基础和方法，其成绩遂灿然可观。

刘文淇研究《左传》的工作，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曾经说：“后乃得十三经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窃见上下割裂，前后矛盾，心实疑之久矣。”（《考正序》他是有感于宋元以来学者好逞臆说，以夺旧诂的空谈之风，使义疏之学中断了几百年，认为要光大文化遗产，必须从实际工作入手，以改变学风。就《左传》来说，“注”本杜注，“疏”本孔疏，而杜注、孔疏都有袭取旧说又加以取舍之弊，必须还其本来面目，基于上述目的，刘文淇作“旧疏考正”，将孔疏（“新疏”）中应用“旧疏”（指郑、贾等书）者，一一考出，从中考稽出“孔疏”以前的“旧疏”的面貌。

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正是为“惩杜氏之失”而作的。“杜氏之失”就是对“旧注”的态度。所谓“旧注”，是指贾、服、郑三家之注，《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说文解字》所引《左传》，《汉书.五行志》所载刘歆说，经疏、史注、《太平御览》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皆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旧注而加以疏证。
　　杜注对待“旧注”，主要是“排击”、“剿袭”、“沿用”三大过失。刘文淇的方法是：“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一一疏记”。第二步工作是“博采众长”，“其顾、惠补注及近人专释左氏之书，说有可采，咸与登列”。第三步工作是“下以己意，定其从违”，最后达到“俾左氏之大义柄然著明”的目的。

从中可见，《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的工程是浩大的，同时，也由于他迫于生计，长年从事校刻、编撰工作，这项工作化了40年，还只是“长编已具”，并未最后写定。

后来，其子毓崧、孙寿曾虽然发奋继志，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卒业，期间将近百年。

直到今日，“左氏学”终于最后完成。

从完整的“左氏学”的成书经过及义例看，其成就是很高的。疏、注兼治，例精义博，且以汉诂为宗，一扫空言说经之弊。在疏证过程中，与其他清代学者一样，重点放在“专释训诂名物典章”，是贯彻“诂定而义以显”的朴学宗旨的。这固然是由于刘氏本人肆力为之几十年，也是他善于吸取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不以己蔽人。

通过刘氏《疏证》及吴氏续作，使我们更深入了解，汉注《左传》之不同于杜注者。盖东汉经学趋于平实，而魏晋乃中国学术思想之转换时期，由实入虚，由质转文，于是杜注才有以下诸失：（一）不重视《春秋经》之朴素书法；（二）有关史实，礼质之疏忽。刘氏《疏证》引贾、服说，以正杜失，对于后人之治古史者，颇多帮助。（此文章曾经在（光明日报）发表过）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姜舒

    

相关评论发表评论发送新闻打印新闻上一条下一条关闭

全国大学出版社

北京　安徽　重庆　福建　广东　甘肃　广西　贵州　河南　湖北　河北　海南　香港　黑龙江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澳门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四川　山东　上海　陕西　山西　天津　台湾　新疆　西藏　云南　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