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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杂志和它的中国史

2007-12-25 15:19:05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

　1923年，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和布里顿·哈登筹资6.8万美元创办了一份新闻周刊——《时代》。该刊的宗旨是要使“忙人”能够充分了解世界大事。它将每周的新闻加以组织和分类，对国内（美国）国际新闻、科学、宗教、商业、教育等领域的报道深入浅出，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目前，其发行量已达3000万份，是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之一。如此庞大的发行规模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其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受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创刊至今80余年，《时代》封面上以中国人和事为主题的，大约有60次左右。这在几千期刊物中所占比例很小，但作为除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之外的国家，这又并非一个小数目。《时代》对中国的关注，除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本身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凸显的地位外，也与其创办人之一亨利·卢斯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卢斯1898年4月3日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卢斯的父亲中文名叫路思义。1897年9月，在新婚3个月后，路思义与妻子乘船离开美国前往中国山东开始了他们的传教生涯。路思义曾担任过齐鲁大学副校长。后来在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与他同期来到中国的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直到1935年夏天最后一次到中国旅游后，路思义才真正离开了他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即使是回到美国后的晚年生活里，路思义也始终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而这些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儿子卢斯。
　在山东的童年时代，卢斯就是早熟而且做事认真的孩子。5岁时，他就对传教感兴趣，向他的伙伴们布道。1912年秋天，14岁的卢斯回到美国，并于1916年进入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学习。1920年，卢斯毕业后先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在《芝加哥日报》当记者。不久，转到《巴尔的摩新闻报》工作。在这里他和好朋友也是他学校时代的竞争对手哈登相会——在耶鲁大学时他俩一起主办《耶鲁每日新闻》。
　1922年2月，他俩突然辞去报社的工作，前往纽约创办了《时代》新闻周刊。在短短的五六年中，《时代》杂志的发行量达到20多万。1929年，哈登去世，卢斯单独干下去。30年代，在《时代》杂志的基础上，卢斯又创办了《幸福》杂志和《生活》画报。到1960年整个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2.7亿美元。《时代》当时声称它在美国国内、加拿大及三个国外版的销售总计达300多万份。1964年，卢斯宣布退休，不再当总编辑。到1977年，《时代》的销售量是436万份。
　1932年，卢斯曾经重返中国。在上海和南京，卢斯会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并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结下了私人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斯又以私人身份再度访华。1967年2月，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时年69岁。卢斯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却对美国政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是美国新闻史上少有的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人。卢斯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新闻出版集团以及一个美国人与中国历史的传奇故事。
　历史的轨迹从来不会因为旁人关注的目光而发生改变，但别人的眼睛往往可以给我们对历史的测量提供另一种向度。《时代》的80余年里，美国人从未停止过从大洋彼岸远眺中国。回顾《时代》周刊封面上那些在不同的文化底色下描绘出的一个个中国面孔，也许可以让我们对自己进行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回访。
　第一个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中国人是吴佩孚，1924年9月8日，在创刊一年多之后，《时代》选择了这位当年的风云人物；而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最多的中国人无疑是毛泽东了，对20世纪的整个中国产生影响最大的无疑也正是毛泽东，《时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动，然而它用来展现这种脉动的，依然带有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蒋介石作为同样在上个世纪对中国历史带来重要影响的中国人，也曾多次登上《时代》封面；邓小平是在《时代》封面上出现次数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人，而且邓小平曾于1979年和1986年两次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周恩来也曾多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另外，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还有溥仪、汪精卫、陈诚、宋美龄、陈立夫、宋子文、吴国祯、罗瑞卿、刘少奇、陈毅、林彪、江青等人。
　《时代》有美国本土版（主刊），也有亚洲版等各种区域性质的地方版。在《时代》亚洲版上，近年来有更多的中国人登上了封面，这些人主要集中在演艺圈与体育圈，比如章子怡和姚明，一个是电影明星，一个是体育明星。这两人都曾多次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而这两个名字，也是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两个名字。某种意义上，他们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片。
　事实上，美国普通公众对亚洲地区缺乏了解。乔治敦大学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南希·特克教授评论说：“美国人头脑里模模糊糊的中国形象成为政府用来解释他们对华政策的工具。”与此相对照，美国老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形象倒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美国担当着普济众生的特殊使命，希望其他民族共享美国的价值观、过美国人的生活。正因为如此，当冷战初期中国倒向苏联时，美国感受到了遭到“背叛”的愤怒，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的恐惧和疑惑，他们用“狂热”、“非理性”来形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政治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美国人看到了中国融入西方世界的“希望”，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日趋强盛的中国又令美国政府深感不安。正如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感情是一个爱恨交织的历史循环，“我们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中国国力衰弱、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则趋于负面。”特瑞进一步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这种不确定的、自相矛盾的看法将深刻影响到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正是美国大众和政府对中国这种爱恨交织的态度，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根源，造成了《时代》对中国的相关政治报道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偏见和误解。国务院新闻办前主任赵启正曾经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们希望媒体介绍给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解读她的进步、问题和缺点。……某些国外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是一面之词，扩大缺点，或者报道虚假新闻，误导受众，相信谣传并寻找‘事实’来支撑先入为主的假设。”赵启正的话很能反映《时代》某些报道存在的问题。通过《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案例来解读《时代》周刊的报道倾向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在西方依然对中国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在西方的国家形象是“发展的但可能是麻烦的”。
　《时代》周刊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时代》对中国的叙述，永远是基于西方人自己的语言；《时代》对中国的描绘，至今也还是用着美国人自己的画笔和油彩。但是透过80余年的历史，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中国与世界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对话，开始在彼此适应中逐渐接纳对方。80余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兵荒马乱，一场国家和社会的巨变正在酝酿；80余年后的中国，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人第一次离民族复兴的目标如此接近。透过那一张张封面上的中国面孔来梳理我们自己的历史，有些人早已谢幕，有些人却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有些故事变得鲜活了，定格的画面在记忆的闪回中给了我们新的思索。
　这是一个丝毫不缺乏“大人物”、“大事件”的故事，这是一个对话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与世界彼此注视。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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