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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如何应对当下——从北大社《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说起
作者:郭春林
2008-04-14 17:31:32  来源: 文汇读书周报2008.4.11 
 
 《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
 [英]彼得·威德森著 钱竞 张欣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一定意义上说,彼得·威德森的这本《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是对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文学”及其它相关条目的具体而深入的展开。我们即使不能说威德森是受到了威廉斯的影响,就《简史》中对威廉斯著作的多次非批判性征引,我们起码也可以说,威廉斯对威德森绝对是有启发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威廉斯对威德森的启发似乎较多地体现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让我们从《关键词》开始。威廉斯的这部著作虽然成书于1976年。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体现文化观念的重要形式,所以,当威廉斯专注于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变迁时,他自然要将文学纳入他的视野。但威廉斯的视野和他的敏锐,特别是他的出身和二战的经历、体验都使其思考不局囿于一般的历史观察,而是立足于现实,从最能反映文化变迁的细部把握其深层的脉动,这个细部其实就是语词。终于威廉斯在1975年完成了《关键词》的著作。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甚至还有些离题万里地对威廉斯及其《关键词》的写作详加介绍,一方面是威德森在方法上所受到的威廉斯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威廉斯的方法、视野和关注的对象对我们的启发。威廉斯的基本方法是词源学的,或者说是词源学和语义学的结合,但这不是在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运用,而是杂糅了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立场。但是,正如威廉斯在该书的《导言》部分所特别强调的那样,一般的读者“忽略我在这本书所写的其实还是有‘在此刻’的限制”,更明确地说,“本书中的注解与短评所属的语义学是‘历史语义学’的分支,其明显的特征是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威廉斯还特别强调了体例上不以学术领域而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因和理由,乃是要“探寻广泛的词义以及词义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在我们所熟知的学术领域及关心的议题里,有许多专门词汇不但非常实用,而且很容易描写及编排。”可是,“这种方式似乎还是会隐蔽词汇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当下性和关联性是威廉斯最为重要的立足点。

 那么,就“文学”而言,它的当下性和关联性体现在哪里呢?在“文学”词条之后,威廉斯建议我们参照阅读这样几个词语:Aesthetic(美的、审美的、美学的)、Art(艺术、技艺)、Creative(创造性的)、Fiction(小说、虚构)、Image(意象)、Myth(神话)、Nationalist(民族主义)等。其中的意蕴颇可玩味。而其当下性则体现在:“Literature与literary在最近几年里,虽然被普遍使用(沿用18世纪后的意涵),然而它们一直持续不断遭受到来自‘书写’(writing)与‘传播’(communication)概念的挑战。‘书写’与‘传播’试图恢复那些被狭义的literature所排除的普遍通用之意涵。”
 威廉斯的敏锐据此可见。《关键词》写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威德森在20世纪末写作了这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在该书的开始部分,威德森就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然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cannon);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最后一条路,就是在“文学”上面打个大大的“×”。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威德森自觉意识到,一个文学教授所能做的,就是“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也就是说,威德森希望通过对“文学”概念的梳理,特别是对“文学性”在历史发展中意涵的变迁之辨析,运用相关的理论,辅以自身的阅读经验和体会,揭示出作品中所包蕴着的“文学性”,并据此得出结论:“‘文学性’创造了‘诗性的现实’,通过原初文本的‘制作’,从不成形的事物中塑造出‘模式’与‘主题感’,这就表明,正是过去的与现在的文学写作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文学性’也表现未来,迄今为止文学一直在向我们提供着未来。”

 尽管威德森通过自己的分析、论证和阐述,给了我们一个值得依赖,也更值得期盼的希望,但他对威廉斯却并没有真正地理解,或者说他不愿意站在威廉斯的立场上来考察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直接地说,威德森对威廉斯的“关联性”的注意尚存在相当的局限,而这局限乃是源于他的视野;他过多地专注于文学,而忽略了那个更广泛的文化,甚至遗忘了文学乃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尤其是对“文学”之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问题没有深入的挖掘,也没有看到“书写”和“传播”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了对“文学”的挑战。甚至可以说,威德森在其著作中或多或少的精英主义立场使他完全忽视了“纯文学”,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通俗文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极度的紧张关系,也因此遮蔽了“文学性”问题的发端。

 但即便如此,该书仍然是值得向汉语学界推荐的一本有价值的文学理论著作。因为威德森毕竟显示了他应对现实的一种姿态和努力。而我们的文学理论却几乎完全在现实之外,对文学现实毫无应答,甚至连对话的冲动都没有,更不必说文化的现状。文学成为僵死的文学史的填充物,文学理论则更是孤立而枯燥的知识体系和一系列的知识点。这样的文学教育,文学岂有不死之理,只怕还要速死呢。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4.11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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