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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史 把握历史时空中的气脉《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广西师大社
孔筱龙
2008-05-13 10:22:20  来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30 
 
 近十年来，国内引入新儒家的书逐渐多起来，视野从国内走向港台，以至于西方的汉学。其中，钱穆的书最先引人注目。不论钱先生是否为新儒家，其著作一引入却颇有为国学通俗开道的意味。而此后余英时的书，尽管更精深一些，也颇为知识界所瞩目。后来余英时先生获得克鲁格大奖，更增添了其著作的分量。但时人多知道余英时是钱穆的学生，却很少有人知道钱穆还有一个学生陈启云。陈启云先生在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专治思想文化史。曾在香港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深造，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但国内知道陈启云的绝少。据我所知，陈氏书稍有影响的只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一书。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在继《余英时文集》之后，系统地将《陈启云文集》引入了中国，使得国内关注思想史的人又多了一条目睹钱穆学生风采和了解海外汉学的机会。

 同为钱穆的弟子，陈启云与余英时不同。余英时治史跨度大，题材广，视野从汉、宋至清，似乎没有能够限囿的课题。其书目征引也令人骇目，功夫比较绵密。陈启云则主要专注于汉代的思想文化史，兼及先秦与魏晋。但陈的长处在于逻辑与条理，对于各种小课题均能条分缕析，爬梳抉剔，识见也颇能迥出常人。这正是陈的文章的滋味。早先读到陈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印象正为如此，颇想看到更多的陈的文章。可惜国内对陈之著作尚为懵懂，时间一拖就是七年。现在陈的文集的引入，我以为对于国内的知识界，虽非能掀起轩然大波，但至少也能荡起一些涟漪，个中原因将所述如下。

 这套《陈启云文集》分为两集。文集一为《治史体悟》，文集二为《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作者长年治史，在西方又治学多年，熟谙西方史学动向，同时又吸纳钱穆的史学方法与思想，故而能中西合璧，将治史的意义、原则与方法，尤其是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阐述得要义不烦，对钱穆的史学思想也颇有评介，恰可为时下钱穆的解读增添一家之言。作者的另外一部分文章关注汉儒与汉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这一部分可能为时下关注思想史的人所不屑，因为中国思想史中的黄金部分是在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但正如作者所说，汉代其实颇为重要，因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基本建构都是在汉代完成的，如汉学、汉族等名谓，均与汉朝息息相关。汉朝固然发达的在文化，但对其思想的探讨或许也不能付之阙如。

 由于作者是津津的求道派，但又否定掉一成不变的真理，而认为真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需深入分析历史各个因素之互动才能明确其发展的内在脉络，故而作者一方面能具灵活的眼光，另一面又能够摆脱后现代主义史学虚无的习气。

 王船山曾说：“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的确，不知道历史就无法真正认识现实。历史主义更是强调“真理”诞生所在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因素，因此，与其追寻真理，不如探讨历史。但历史之探讨尤难。这首先要求治史者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这正如作者引钱穆师所说：史学有如建筑物的建构，由完整的图案到一砖一瓦都不能缺少。但整体图案与一砖一瓦地位不同。一砖一瓦（史料）的缺失，或许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物（史学）的安危和整体运作，而整体（全史、通史）图案设计的缺失，则必然影响整个建筑物的安危运作，非千万块精制的砖瓦所能补救。所以一方面，史学不是史料的堆积，而需要在一些原则指导下对历史材料进行有重点和有选择的关注；另一方面，“历史”的形成本身反映了史书作者的眼光和取舍思想，不得不受到作者头脑的限制，这正是治史者的二元悖论。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更使该学科成为争议较多、疑难点也较多的领域。如陈启运批驳“子学没落、儒学独尊”是外在政治力量所引起就是一例，对汉代一些思想史和经济史问题的重新诠释又是一例。所以，史学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人文领域。

 而在所有史学分支中，思想文化史又尤其令人瞩目，它正与西方史学之新趋势相衔接。过去之文化史主要是物质文化史，思想史主要是研究物质条件和社会背景是如何影响一个人、一个学派或一个时代的思想。思想文化史则是关注某一历史时空之中各个思想与文化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发展，尤其突出了思想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特价值和在时空中的转变。而把握历史时空中的思想文化，正如把握了一个人的精神和内在气脉，这也正是陈所追求的。所以陈绝不津津关注于史料的考证，而更关注于思想的梳理与察变。但陈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也绝非空言，而均有史实根据。且就某一范围的诸多史料如何诠释，颇能究疑，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文集二之第三部分，尤加保留四五十年前的文字四篇，以见当年从制度史和经济史的单纯考证到思想文化史转向的历程。

 在陈所关注的历史内在气脉中，汉代儒生与魏晋士子的气度及精神追求尤见一斑。这也正是陈启云与余英时颇为不同的地方。同样是关注所谓的知识分子，余英时的眼光最终是落于知识分子的现代命运，而陈一直是关注知识分子的高远追求和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邈然高蹈，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在对汉儒的阐释上，二者也颇不一致。陈认为士的含义从先秦之两汉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依角度所视亦各有侧重，是“地主、学术、官吏”三者的交叉结合，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而余视汉儒，依照陈启云的观点，则虽目之为阶层而非阶级，但常将对本阶级利益的考虑纳入汉儒的心态之中，未能切实看到汉儒独立批判的精神。值得一说的是，陈对余的著作多处都有学术上的批评，间有肯定。这些批评散见于作者的各篇文章之中，至于对错与否，读者有兴趣者自可评论。

 这两本文集的引入，无疑为国内又打来了一扇西方汉学的窗口。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窗子开的看上去不大，很多内容也许隐藏在每一页密密麻麻的脚注之中，需要更多的挖掘。作者自言以前收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论析》一书的论文不再编入这两本文集，但仍然重复收入了一篇《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色》，且论思想文化史的部分内容略有重复。全书提要勾玄，均由论文组成，而非作者的大部专著，前后似难见到统一的脉络，不过读者如能在零星之中不时见到一闪光之处，于己治学、于世思道而有所启悟，对于作者之文集则必为幸焉。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3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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