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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电影团首部“纪录电影”底片遗失之谜——《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人大社

2008-08-04 09:18:24 来源：《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延安电影团首部“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底片遗失之谜

　延安电影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中国第一个红色电影机构。它成立于1938年，截至2008年已有整整70年的历史。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些左翼电影精英从繁华大城市奔向中国西北，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他们中有著名演员兼编导袁牧之，有著名摄影师吴印咸。在延安的八年，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斗争、生活场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

　袁牧之、吴印咸“出走”延安

　1938年，在周恩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和安排下，从上海辗转到武汉的左翼电影人袁牧之，终于得到了奔赴延安建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正式通知，他兴奋得跳了起来。他浑身充满了激情，充满了企盼:“到延安去!到延安去!我们要有自己的电影机构啦!”

　得到通知后，袁牧之积极进行着各种筹备。他联系到了尚在香港的老摄影师吴印咸，请他返回武汉，并劝说他和自己一起奔赴延安。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袁牧之和吴印咸出发了，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两人的“出走”，在武汉的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8月28日，两人到达延安，按照指示到八路军总政治部报到，见到了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谭政早已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他们做好了准备。

　电影团成立之初的正式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1942年5月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后，遂改称“联政电影团”，日常通称“电影团”，直至离开延安。后来为便于称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强调延安及那个时代对电影团的意义和影响，习惯称之为“延安电影团”了。

　按照周恩来和总政治部的安排，电影团调来老红军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及编导工作，吴印咸负责技术及摄影工作。为了便于开展电影工作，政治部又陆续调来几位同志一起参加电影团的工作。很快，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徐肖冰也来报到了。抗战爆发前他曾在上海的电通公司和明星公司以及山西太原的电影机构给吴印咸做摄影助手，后来他参加了八路军，并成为延安电影团的第一批成员，继续做吴印咸的摄影助手。其他来报到的正式成员还有:担任总务工作的魏起，担任场记工作的叶苍林，以及王旭。另外还有几名勤杂人员，负责照顾袁牧之、吴印咸的生活，以及电影团的勤务工作。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电影和图片摄影的专业机构——电影团正式组成。这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机构。从此，在中国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山沟里，出现了这样几位电影专业人员，加上一些简单的电影器材，打出了延安电影团这个革命的电影旗帜。

　脱下西服、换上军装，筹拍首部纪录片

　电影团成立后，遵照党的指示，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迈出了开拓党的电影事业的第一步。他们开始按计划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也是电影团的第一部影片做准备工作。该影片的名字为《延安与八路军》。

　他们首先深入到延安的各个方面去体验生活，调查研究。在袁牧之搜集资料的时候，吴印咸则带着徐肖冰在延安城各处考察拍摄场景，同时他们自己也在积极地适应着延安边区的生活。他们脱下在上海穿惯了的西装，换上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着强烈的变化，慢慢从普通艺术家向革命艺术家转变。

　按照拍摄提纲的计划，电影团摄影组拍摄完《延安与八路军》在延安地区的全部素材后，将离开延安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拍摄。

　1939年1月，电影团在启程之前接到一个令他们惊喜万分的消息。毛主席十分关心这部影片的创作和电影团的工作，他邀请电影团的同志们到他那里去做客。是日，袁牧之、吴印咸、李肃、徐肖冰四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党中央在杨家岭的驻地。

　毛主席在他的窑洞里热情欢迎电影团，与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不仅关切地询问到影片的摄制情况，并且关心大家的生活条件。袁牧之一一作了汇报，他介绍了《延安与八路军》拍摄工作的进展和难处，也谈到今后继续开展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报告了由于敌人封锁造成的胶片等拍摄材料来源非常困难的情况。

　毛主席听了大家的汇报，非常风趣而又含义深远地说: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能力，但将来的工作是很多的。毛主席的谈话使电影团的同志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们看到了革命电影事业的光明前途，一种对未来事业的强烈责任感油然而生。

　抓拍白求恩，成就经典影像

　1937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电影团摄影组随即也进入晋察冀边区。聂荣臻司令员特别指示说:“白求恩大夫事迹突出，一定要很好地拍下来。”吴印咸怀着对白求恩大夫崇敬的心情为他拍照，并与他成了好朋友。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大夫准备启程回国的日子。此前，因药品和医疗器械紧缺，白求恩拟回加拿大筹措、购买一部分，但日寇偏在这时向边区发动了“冬季扫荡”，白求恩大夫毅然决定留下来参战。吴印咸随着医疗队来到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前线。

　10月24日，按白求恩大夫“救护工作务必靠近火线”的要求，手术室被安置在离火线近4公里的涞源县黄土岭孙家庄村外的小庙里。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大家都为白求恩的安全担心，但白求恩大夫在简单的“手术台”前沉着镇定的工作着。直至次日下午，医疗队仍在紧张地工作。哨兵突然报告后山发现大批敌人，正向孙家庄袭来，情况十分危急，白求恩大夫立即命令将轻伤员转移，自己仍坚持为十多个重伤员做手术。

　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为一个战士做缝合手术时，吴印咸举起照相机把那一瞬间定格为永恒：夕阳斜照，中国古庙为背景，白求恩大夫身着粗布衣衫，脚穿草鞋，在简陋的手术台前正在给伤员做手术。他那一丝不苟、沉着镇定的神情在古老小庙的映衬下，一目了然地将时代情景揭示无遗。

　不幸的是，白求恩的左手中指在这次手术过程中被刀尖划破，后来转成脓毒败血症。1939年11月12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不幸以身殉职，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摩天岭战斗结束后，吴印咸就赶往别的地方继续拍摄。当他得知白求恩病逝的消息，泪水顿时夺眶而出。11月13日，他怀着悲痛专程赶赴白求恩的追悼会，拍下了遗体告别仪式，拍下了白求恩的遗容，这些镜头都成为永恒的纪念。

　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这些珍贵资料影片，建国后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赴苏制作，底片遗失，星海病逝

　1939年12月，电影团摄影队在晋察冀一军分区驻地进行了工作小结。为了争取时间，袁牧之与大家协商后决定：由袁牧之带着拍好的底片先回延安安排后期制片。尚未拍摄的部分由两路同时进行:一组由吴印咸带马似友、魏起携16毫米摄影机，深入到平西游击区拍摄;另一组则由李肃带徐肖冰、吴本立携35毫米摄影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拍摄。

　回到延安后，袁牧之开始积极准备后期制作工作。但是电影团没有任何影片的洗印设备，而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电影洗印必需的大量流水，令袁牧之伤透脑筋。党中央经过缜密思考，最后决定派遣袁牧之到苏联去完成后期制作。

　袁牧之又向党中央提出，《延安与八路军》应是有声片，他希望能批准配乐家冼星海同去苏联。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1940年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告别了延安，登上了赴苏联的漫漫长路。

　11月，他们抵达莫斯科。袁牧之首先通过“第三国际”的关系，将带去的全部底片送到有关部门去洗印。在等待的这段期间里，他就按照党中央的安排和要求，考察和学习苏联电影的管理经验。

　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闪电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的正常工作秩序全部停滞，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这种情况下，袁牧之和冼星海不得不按苏联方面的安排，离开莫斯科。

　在漫长慌乱的撤退过程中，由于战时的极大混乱，致使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这对袁牧之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他心急如焚，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最终也没有消息。这场罪恶的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的伤痛和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而它给新中国的电影事业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就这样夭折了，成为延安电影团永远的遗憾。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冼星海困在苏联长达5年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营养不良而患上肺炎，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终年仅40岁。消息传到延安，大家都非常悲痛，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部分珍贵素材散见新片

　《延安与八路军》是否全部都遗失在遥远的苏联了?

　1940年袁牧之离开延安前，曾与上级领导和吴印咸进行了慎重的考虑和讨论:已拍摄好的几千英尺胶片资料，大部分是35毫米胶片，体积和分量都很大，漫漫长路赴苏联，一切都很难预料。经过斟酌，他们最后决定:带走大部分拍摄好的底片去苏联，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底片就留在延安。

　正因为如此，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才得以保留，其中包括白求恩大夫的宝贵资料。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由延安电影团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千辛万苦带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保存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在中苏合拍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的中国》，以及苏联编制的新闻纪录片中，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见到了《延安与八路军》中部分珍贵的镜头，并且听到了冼星海风格的配乐。

　1952年，中央军委总政文化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后，曾派人去苏联找回一些《延安与八路军》的影片资料。后来这些寻找回来的部分资料，已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中用上，同广大观众见面了，如《星火燎原》、《延安生活散记》、《毛泽东》、《抗日烽火》等。

　被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电影资料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那段历史，其中有很多资料是迄今为止尚未面世的镜头：素材记录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破坏的场景、展现了八路军指战员的战斗生活、介绍了八路军的日常生活，还表现了根据地人民安定的生活状况：市场上出售着水果、点心等各种物品，老乡们在选购……

　从找回的部分电影资料可以想见到，如果《延安与八路军》能够完成，这部由编导、摄影、音乐高手制作的影片，一定是一部在构思和质量上都非常好的纪录片。

　1959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高维进到苏联搜集材料时，曾正式向苏联方面查问过《延安与八路军》的下落。苏联方面的答复是，苏德战争期间已将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给了当时“第三国际”的一位同志带回中国，至于下文如何一直未予查究。

　摘自《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吴筑清张岱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来源：《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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