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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曾经恨过我父亲——《我的青春回忆录》人大社 - 精品书摘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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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我曾经恨过我父亲——《我的青春回忆录》人大社
2009-02-23 10:11:03  来源: 《我的青春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意识到我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课之后,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两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

 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认真念书的孩子,成绩也好,真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父母方面,以为他们都是当然的共产党员,所以张老师的话不啻是晴天响雷。

 当年的四中,成绩最好的并不一定是干部子弟。他们可以骄人的,无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议论不为外人所知的军国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后骑回一辆出口或进口的自行车。尤其是周末的课后,班主任会当众宣布:干部子弟同学留下开会。在其他同学纷纷退席时,他们会漫不经心地谈笑坐下,以后又一脸庄严地走出教室。我在当时很羡慕他们,相比之下又自觉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这种在孩子们中间人为地制造隔阂的等级制度,无聊可笑,造成我成人后对四中的厌恶。它的害处也影响到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在他们家道变迁的时候。抛开这个不谈,少年时的虚荣、肤浅本是常事,不为时代所限。等到年龄稍长,心智渐开,总会慢慢解脱,人也就成熟了,犹如拾到海滩上的空海螺,可供回忆然后一笑的。但在当时,我却被过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过去未同我谈起这件事,造成我以为他们都是党员的错觉,本来很自然。一来我还小,二来也没有遇到父母非要对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这位张老师稍解学生心理,即使非讲不可,本来也应该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却没有这样做。

 张老师是每天都见的,我记不住她眼镜后面的眼睛。她从来不大笑,表情永远同时透出两重意思:责备和原谅。她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学习努力,成绩也好。但是,不要骄傲。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领导上还是信任你的。”

 在那个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的委婉说法。说不要骄傲就是说你骄傲而她对你不满意。说还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这一切,耳熟能详。而我在她意味深长的微笑之前,甚至没有想到争辩,甚至没有想到问一问事实究竟是怎样,只是用力地点头。羞愧把我揉得粉碎,从她的手指缝中沙一样地流下来。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样重获她的信任,甚至对她最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没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虚荣心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疯长起来。张老师知道这个。

 为这件事,张老师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亲的谈话显然不愉快。她临走说:那就这样。母亲淡淡地点了点头。之后,母亲平静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成为共产党员,他还不是,并不是错误,我们过去没有同你说,因为你还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亲虽感到形势的震荡,仍然没有对我吐露真情。她一贯的平静和爱抚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说法仍然影子一样拂之不去。这件事发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经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做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10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北京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在20世纪初先后成立的政党,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一般成员如我父亲是几乎不曾起过任何作用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产党教育的孩子来说,中国今天的一切,包括我们本身,都是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结果。没有国民党,我们就无从领会共产党的伟大,没有国民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黑暗、暴虐和苦难。国民党是万恶之源。而我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我开始恨我的父亲。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文革”以后也正是如此。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活着,还是死去?”之所以还是问题,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在父亲的问题上,我选择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可当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时候,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忠于革命,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借口是现成的,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在一个拼命宣扬“舍己为人”的社会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还是过分成功了呢?我并不惊讶: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

 本文摘自《我的青春回忆录陈凯歌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来源:《我的青春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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