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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张一纯先生《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大社

■散木

2009-09-18 12:20:31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16日

谢泳在他的新书《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中，有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的文章。他说：他曾在太原南宫古玩城楼上的“博古斋”“亲见过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原本，油印一册，书品极佳”，可能是他因此觉得很意外，揣测说：“《论〈再生缘〉》是陈寅恪1954年油印的一本小书，想来流传的范围很小，太原不是文化中心，这样一本印数和流传都极有限的书，何以会几十年后出现在太原的旧书摊上？我想这本《论〈再生缘〉》流传到太原可能有两个渠道，一是陈寅恪亲自将此书赠送他在太原的熟人（包括亲属、学生和朋友），二是在太原的学者仰慕陈寅恪，辗转得到本书。”最后，他判断此书“是当时山西史学界知名学者手中的书，因为一般读者不具备得到此书的前提”，而“上世纪5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常绍温、王守义等教授，和国内一流学者间多有联系和交往，所以此书很可能来自他们当中”。

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本在太原被发现，引起了谢泳诸多的联想，想想看的确也很有意思，不过，他说“陈寅恪当时在广州，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和广州联系较多的是常绍温教授，她后来离开太原回到了广州中山大学，也许本书会是她家中散出之物？”其中就有许多错误，常绍温晚年是在广州的暨南大学，不是中山大学，而且常家的藏书据我了解（鄙人是她的邻居），并没有散出，应该是完好地转到了广州。至于其他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如梁园东、阎宗临、郭吾真等，梁园东先生后已不是历史系的教授了，他可能会有散出的藏书；阎宗临先生的藏书，应该也没有受到损失，不过，如论山西人而与陈寅恪先生有交情，则阎宗临先生当为首选，因为他是在50年代初从中山大学历史系返乡任教的，如无意外，他应该与陈先生保持有联系。郭吾真先生，也是与常绍温先生同为山西大学十分少见的文科女教授之一，她的“先生”就是谢泳时常提起的外文系教授常风先生，但他们夫妇可能与陈寅恪先生并无来往。此外，谢泳在文章中还提及陈寅恪“一个弟弟的儿子”（侄子）和陈寅恪学生之一的王永兴，以为《论〈再生缘〉》流到太原有可能与他们相关，这我就不好猜了，不过，如果依照谢泳所说的，对此进行“一点逻辑推想”，所谓“如果能有知其事者把此事说清楚，对研究陈寅恪著作的流传会有帮助”，则我还是想说说谢泳没有提到的一个人，他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张一纯先生。

为什么要说张一纯？这是最近闲翻台湾版的《顾颉刚日记》，有一个人名经常出现，他就是浙江永嘉人、后为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的张一纯，他生前是搞历史地理学的，自然与顾颉刚先生走的很近，也许也与陈寅恪相识，当然这不是最大的理由。最大的理由么，山西大学的老人们大概都知道，在山西大学，若论藏书之富，则非张一纯莫属，记得当年，他的家里（与鄙人同楼），竟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用来藏书的！那个时候，谁家有藏书室呢？记得少年时曾参观过张先生的藏书室，和图书馆的藏书方法差不多，好几架子书籍整齐排列，用了《武林外传》中时髦的话，是“排山倒海”一般，让人看了只有“震惊”二字，那是张先生“精神的巢穴”和“生命的禅房”。可怜张先生，也是因为喜欢藏书，最后牺牲在集书的路上——“文革”期间，他仍经常去离山西大学几站路的坞城路新华书店看书、购书，一次意外在路上被无轨电车辗过，人当即就不行了，当时社会很乱，他死后，尸体被搁在一座大桥的涵洞里，然后才火化掉的。

此后经年，北京“中国书店”的收书人，每到山西，必到张家问询，不过，似乎张先生的藏书仍然完好地保存着。记得张先生的夫人是一位娴静的南方人，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她守着书城。我离开山西大学的时候，张先生的两位公子，一位学医，最后去了美国；一位就留在当地，学了声乐，且成为了音乐系的教师，最终他们都没有继承张先生的事业。是不是此后，张先生的藏书有了变化呢？藏书与所谓“世家”，最后的命运大概一样，无非几世而已，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张先生的藏书“飞入百姓家”，也许其中就有那一册《论〈再生缘〉》吧。

张一纯先生喜爱藏书，但他似乎惜墨如金，自己写的倒不多，只有薄薄一册的《〈经行记〉笺注》，以及与夏鼐合著的《叶水心年谱》。最近从网络上看到了他的一幅手稿——《文明灿烂历史悠久的祖国》，是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的，可见他的藏书以及遗稿之类，的确是流出了。

一纸《陈寅恪〈论（再生缘）〉太原流传之谜》，让人想起了过去“文化太原”的许多旧人旧事，上述提及的之外，似乎还应该提一下以下几位——桂林朱荫龙先生。朱先生是南明后裔，即南明靖江王第十七世裔孙，后为广西著名文化人，人称“广西一枝笔”，曾任广西省长机要秘书。柳亚子先生生前专治南明史，曾于建国初年倡导修治《南明史》，并推荐朱先生加入，惜此事不谐，朱先生遂与陈迩冬两位广西文化人加入了山西大学（当时称山西师范学校），后朱先生成了右派，一次与友人借酒浇愁，竟饮酒过量而丧命。朱荫龙（琴可）先生的公子就是北大著名世界史教授朱龙华先生，记得《读书》曾刊有朱龙华先生的书房照片，这也是藏书史上的雅事。（顺便记得有一山西大学学子在报纸上发表《想起了老师们》一文，其中回忆有“清癯慈祥的贺凯主任，率性独立的姚奠中教授，字透板背的田润霖先生，言语急切的郭根先生，随和良善的杨达三乡贤，整洁不苟的陈过先生，口吃风趣的马雍先生，声音洪亮的姚青苗先生，严肃庄重的朱荫龙先生，话语质拙的辛治华博士，声气柔婉的黄月华先生，年少博识的陈扬炯先生，谦虚自敛的贾崇柏先生，有点张扬的马银生先生”，等等）此外还有曾在山西大学任教的知堂弟子江绍原先生、胡适弟子关其桐先生，以及体育系的涂文先生（湖南浏阳人，毕业于东南大学，后为清华大学体育部专任讲师兼代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50年代院系调整来到山大）。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外相极似辜鸿铭的张克昌先生，其曾在抗战胜利后编有《中国通史》（太原合众印刷社出版），先前是北大学生（国文预科，后入政治系，毕业时有所不甘，再读历史系，累积下来就是十年北大读书的光阴），后来山西闻人南桂馨在天津当市长，张克昌任其秘书。这些人，他们都有散书的经历，也许以及曾持有那册书的可能。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16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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