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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武汉大学出版社《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阮忠

2010-01-12 08:30:24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但是，这些文学史实际上都不是严格的“文学史”，黄作收入金石碑帖和音韵文字，林作亦然。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解决，如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其第二章说文字的起源与变迁，第五章说孔子与五经，也是把文学与经学视为一体的。可见，这些文学史产生的时候，“文学”观念的界定很不明晰。

这自然引发一些人要重写文学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依据不同教学需要出版的文学史比比皆是，在主观或客观上无疑都可以划入“重写”的范畴。可以注意到，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以诗、辞、曲、小说为文学，不以历史和载道的古文为文学；步其后尘，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的纯文学指的是诗歌、词、戏曲和小说。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人将历史、古文纳入文学史范畴的，如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以及后来颇具影响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虽言及古代散文，但所占的比例很小。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学史在“重写”后有了新的模式。这是两部《中国文学史》奠定的，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和1963年分别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前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集体编撰（以下简称文著），后者为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主编。这两部文学史以诗歌、辞赋、散文、戏曲、小说为文学，以朝代为序纵向贯穿，其编撰意图如游编“说明”里交代的：“我们努力依照各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勾画出它们的面貌，同时注意到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以及它们的源流演变。”游先生的编撰思想其后得到了沿袭，2005年傅璇琮、蒋寅在《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的“总序”认为，这套集众家而成的宏著“纵向描述文学史的运动、文学风尚的嬗变、文学体裁的盛衰之迹，揭示文学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横向展开文学与不同学科的比较，通过文学与各种外部因素的关系来揭示不同时代文学的主导倾向”。不过，重写的文学史远不止这一部，20世纪90年代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是重写的产物。

章著先行于世，他与同仁的“重写”固然是因为新材料的出现和认识的深化，但根本点是鉴于以前的文学史重视文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他侧重在对文学中人性的审视，看文学“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而袁著集当今学者之力，“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这当然又不同于章著的写法。从这些来看，上述这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主要有三种撰述的角度：社会反映、人性张扬和文学文本的艺术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应该说，三者各有偏重并不能分割，无论谁撰述的文学史，都不可能超越三者的苑囿。现在的问题是文学史对文学对象的把握如何？近日读武汉大学熊礼汇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触发了我的思考。

先不说熊著，当我们同时翻开游著、文著、章著、袁著，可以看到这些文学史主要以诗人及其诗歌为研究对象，兼及辞赋、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这样说不是它们的文学史撰写没有变化，而是变化甚微，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为例，如文著无一章的题目涉及散文，游著则有第6章“南北朝的骈文与散文”，章著是诗文并举，“魏晋诗文”、“南朝诗文与民歌”、“北朝诗文与民歌”，下设建安诗文、正始诗文等。袁著则有第3章陶渊明下的第4节专述陶的散文与辞赋，第8章专论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尽管章著诗文并举，实际上，散文的地位仍然很薄弱，略胜于其它文学史章节之题均不提“文”者。这些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文学史的撰述普遍存在着重诗轻文的现象。而熊著第2章为建安诗、赋，第3章为建安散文，第12章为南北朝的辞赋、骈文和散文。且其章题不提“文”而在节题中标明文的随处可见。如第4章正始文学下有第2节阮籍的诗、赋、文，第3节嵇康的诗、赋、文，第8章陶渊明下的第3节为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

对这一表象的审视还可以再深入一步。熊著论建安散文有38000字，远远超过论建安诗歌的近30000字，论阮籍诗用了7300字左右，论其辞赋与文用了约2800字，论陶渊明诗用了近15000字，论其辞赋与文用了近5000字，论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有近45000字。这些“文”的篇幅都超过了上述4部文学史。又如唐代古文，文著有第7章“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14000字；游著有第八章“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近14000字；章著有第四章“古文运动”，14000余字；袁著有第八章“散文的文体文风改革”24000余字。而熊著有第12章“唐代古文”，70000余字。况且熊著在唐代文学史部分，如在李白、杜牧、李商隐部分，都在节题上就涉及到辞赋和散文。熊著辞赋和散文篇幅的大量增加，可以说提高了辞赋和散文在文学史撰述中的地位。尽管其看起来是断代文学史，但我认为它们在文学史撰述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样的撰述，引发了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改变了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戏曲产生较晚，诗歌、辞赋、散文相携而行，贯穿古代文坛。关于辞赋，它可处在大散文的范畴，也可以离开大散文的范畴而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里姑且不论。而非辞赋的散文从来与诗歌在份量上相颉颃，甚至散文胜于诗歌。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其中的三国六朝文在量上不亚于逯钦立辑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中的魏南北朝诗；类似的全唐文与全唐诗相较、全宋文与全宋诗相较，也令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诗文相偕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史的撰述给了诗歌相当重要的地位，不同的文学史虽说对诗人及诗歌的撰述有诸多的不理想，但只是认识的深度、论述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并不影响诗歌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显赫。所以读文学史，在魏晋至唐五代时期往往容易读出的是诗歌史，辞赋与非辞赋的散文有怎样的状态和流变，常常语焉不详或被完全忽略。与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相较，熊著把散文凸现出来，其实是恢复散文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从这里，人们读到的文学史不仅是诗歌史，也是散文史；人们所了解的、被忽略了散文的诗人，这时候人们会惊奇地看到，他原来还是散文家。如晚唐李商隐，文著、游著、章著都不谈他散文（含骈文）的创作成就，袁著只有简单的提及。而熊著则有专节论述李商隐的骈文和散文。谈到李商隐的骈文源出庾信，或清省，或典丽；其少能古文，好韩文而古文观又不同于韩愈，且不像韩愈多鸣己之不平而是多说己之不遇，散文的风格也是不同的。这使读者对李商隐的文学成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然而，熊著在文学史格局上的这种改变，存在着一个隐性问题，即熊著在文学史中提升辞赋和非辞赋散文的地位是不是客观的？或说是否原本应提升、为什么没有得到提升而被前人忽略？辞赋作为文学没有疑义，非辞赋的散文呢？同时还应该提到，熊著如是，是不是因为熊先生长期从事古代散文研究，著有《先唐散文艺术论》、《明清散文流派论》等，而存在对古代散文的偏爱、影响到这两部文学史的诗文格局的变化以致撰述并不客观呢？在我看来，任何文学史的撰述都与作者的主观情感相关联，只要以客观撰述为基本立场即可。而熊著正是如此，他之所以改变文学史传统格局，根本是古代文学观。

其二，阐述了新的古代文学观。古代诗、文、辞赋、戏曲、小说，在上述提到的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都不以“文”为文学，近50年的文学史撰述，“文”入文学史并不是问题，但什么“文”入文学史却是问题。40年前的游著说过这样一番话：“本书……同时注意到在文学发展最初阶段，散文中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哲学著作常常很难划分，就是在两汉以后，在一般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中也有很多富有文学意味的散文。”这话说明了他为什么选有历史性、哲学性的散文入文学史。古代“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中有“文学意味的散文”彰显了古代论著、文章与文学的复杂性。我曾在《从“重写文学史”到“古代散文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提到章培恒认为韩愈的古文《原道》、《原毁》、《师说》、《进学解》、《送孟东野序》等名篇的文学价值不高，认为它们不宜被作为文学作品，有些应该写入思想史而不是文学史。而褚斌杰则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说论说文是古代散文的大宗，还专门提到了韩愈的“五原”，与他想法相近的大有人在。其实，章培恒评说韩愈这些古文，并没有绝对否认它们的文学价值，不过是文学价值不高而已。

将古代的学术论著和实用文章称为“文”、“文章”、“古文”、“散文”，这不同的提法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古代文学观。不主张把古代《原道》之类的作品纳入文学史的章培恒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以情动人的东西，它通过打动读者的感情，而使读者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愉悦”。他强调文以“情”动人，但我们怎能排斥充满理性的议论文其理中含情呢？而熊著将古文纳入文学的范畴是基于对唐宋以来古文特征的梳理，他曾说：“理、气、情、辞、法为散体古文之五要素”，“这五大要素就是散体古文的文学质素”。同时，他还在为所校的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写的“要义概说”中说：“古文之学是类同于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戏曲学的的概念，是关于古文体用特点、文学属性、创作艺术、批评理论、鉴赏方法等方面的学问。”自然，韩愈说理的“五原”也当是散文。尽管他没有在这两部文学史中直截了当地再度宣称，但他以文学史撰述的实践说明自己的古代文学观中是怎样让散文有了地位，从而影响到文学史传统格局的变化。

其三，系统介绍了文学史撰述中散文的相互关联和表述方式。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基于散文表述在文学史上存在的习惯和困难。人们一般习惯于较为相对孤立地抽象介绍和归纳散文作家、散文理论、散文创作及其艺术风格，而在熊著中则有系统的介绍和论述的自觉，使人们可以看到散文风格发展的相互关联。

熊著勾稽出一些在古文发展链条上一系列有代表性的作家，有的作家通常不为一般文学史所重，如韩会、梁肃、欧阳詹、李观等。同时，他注意古文观念或主张、创作特点或风格的演化，使这一章犹若唐代古文专史，较之于只说古文运动和韩、柳古文的确丰富了很多。

以高度的提炼和概括性的论断形成撰述的条理，是文学史方便读者不可少的，熊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像一般文学史重诗歌赏析一样，熊著在注意叙诗史而蕴赏析之外，同时将大段的散文赏析引入史中，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刘琨的《劝进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等都有较细腻的赏析，增加了文学史的趣味性。况且这些文字或深情或轻快，如说《桃花源记》的桃花源像诗的意象，陶渊明在淡泊心情、平常语气中“寄愤世嫉俗之怀于笔墨之外”，类诗具有质而绮、疏而隽、癯而腴的特点。与它相辅而行，熊著在散文艺术风格的撰述中，往往罗列大量的例证，如论韩愈散文艺术特色的构思奇特、写法多样，雄奇奔放，以气势胜，寄兴无端、风神绝远，想象丰富、巧于譬喻和描写精细、历历如绘就是如此，使散文撰述的抽象纲目变得深富生活情韵。

以上主要是从散文的角度审视熊著，实际上熊著中诗歌史仍然居首，这是因为诗歌在总体上其艺术性居散文之上。其次这两部文学史所论诗歌、辞赋等的风格与所论散文的风格相一致，思想观念表达的清晰和条理是它们作为教材需要的。不过，熊著这两部文学史，也有需要期待的地方，如论晚唐散文，说到李商隐，却没有说到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段成式之文；熊著注意到散文发展上散文家及其作品所受的影响，但在这些影响中，怎样把握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作家之间的关系，怎样使散文风格的变化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更能呈现有机的联系，使读者看到一部充满有机动感的文学史等，都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和更贴近文学发展本色的把握。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学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写中前行的，现在如此，未来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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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黄山书社1986年版。
[2]熊礼汇：《先唐散文艺术论》，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硕士。

来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5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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