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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里不知身是客—语文出版社《那些角儿》编余散记 - 编辑荐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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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荐书
戏里不知身是客—语文出版社《那些角儿》编余散记
十年砍柴
2010-02-23 09:19:37 来源: 语文出版社
刚拿到燕升兄这部书稿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位央视主持人叙说自家功业。——因为近年来主持人出名而著书似乎是一种时髦。看完书稿后,我才明白燕升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从业的经历,而是要表达一种郁结他心中多年的情结,乃至向世人释放一种焦虑,以及一种心犹不甘的企盼。他对被其称为“冷门”的梨园所有的爱与盼基本上浓缩在这本书稿里。
在这部书里,我看到的不是他作为中国最资深、最著名的戏曲电视栏目主持人的风光,而是他和他的团队,在娱乐形式多样、传统戏曲渐次衰落的转型期中国,努力赓续戏曲文化的使命感,以及繁华的尘世中,已显落寞的梨园名角们,如何执拗地守护祖师爷传下来的那角戏台。
因此,我笑话燕升,这部书尽显“遗民”心态,他以为然。凡有“遗民”心态的人,多是至诚至性之人,他们的怀旧、忧虑、愤懑不是出于个人得失,而是出于对一种文化或一种秩序的爱恋,这样的人并不是抱残守缺者,多半是理想主义者。诚如陈寅恪痛悼王国维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传统戏曲在今日中国,确实是“冷门”。像我这样一个职业与文化传播有关联的书生,进京16年来,到剧场看戏的次数屈指可数。可在一两百年乃至半个多世纪以前,传统戏曲那可是真正的“热门”。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引车卖浆之流,无论贫富贵贱,不同群体的中国人,最能找到文化交集的,恐怕是对戏曲的共同喜爱。
是什么让“热门”变成“冷门”,难道戏曲的衰落是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必须承受的代价?这样的结论似乎只是皮相之论,看看东邻日本,这个曾长期受惠于中华文化的国度已经完成了社会各个层面现代性转型,他们各种传统艺术包括传统的戏曲、歌舞不但保存下来,还颇有生命力。那么,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或许是一个天问。
燕升的这部书,不但勾起我的这种“天问”,也勾起我对自己的成长期,乃至民族的成长期和戏曲种种因缘的思考。说戏曲伴我们这代人成长,甚至伴随我们这个民族成长,一点也不嫌夸张。
我从湘中山乡来到这个北方古都后,最熟悉的一首本地童谣就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也要去。”这一幕,对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中国人来说,地不分南北,都能激活一种童年的记忆。以“看戏”为关联,将中国民间社会的人伦之情、礼法秩序以及人生的狂野想象全部串在一起。戏曲成为中国人群体生活的媒介,当一位老爷爷带着稚气未脱的孙子走进城市的戏园子,或者坐在乡村露天戏台的下面,和熟悉的老兄弟打拱寒暄,互相夸耀彼此的晚辈,并让孙子叫一个陌生人某某爷爷,某某叔伯,某某舅舅。天真的孩子面前打开了一扇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大门,他懵懵懂懂地感知,这个世界好复杂。没错,千年以来,唱戏和看戏,是最能密集地传承华族的集体性格和文化基因。尽管,天南海北的中国人,看的不是一样的戏曲,或京剧,或黄梅戏,或豫剧,或秦腔,或粤剧,或越剧……那样千姿百态的地方戏曲,却能共存于一个文明古国中。这些差异巨大的戏曲能传达中国人相同的审美情趣: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也能传达传统共同的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就像中国人方言南北殊调而彼此使用同样的汉字一样,中国人数千年来和而不同却能融合成这个星球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因为共同拥有一种文化共同体。
燕升长我两岁,算是一代人。他在渤海之滨的盐碱地上长大,而我的童年在湘中万壑青山中度过。我们的家乡之间相隔关山千万重,但我俩却有许多共同点,不仅仅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先后考入大学的中文系,而且因为我们身上那点爱好文学、生性浪漫,崇尚唯美的因子,是传统戏曲种下的。当然,他听得最多的是河北梆子,我听得最多的则是花鼓戏。燕升的父亲是一个在农闲季节粉墨登场的业余演员,他因此有近水楼台之便,从小受到戏曲的熏陶。这种半农民半演员的民间表演者多数籍籍无名,死后与草木同腐,不可能像大都市的名角那样,能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但正是这样的民间艺人,才是中国老百姓最佳的精神慰藉者,如果单靠长安戏院那样的场子,怎么可能支撑起中国普通百姓的娱乐天空?就如我那位乡村老中医的父亲一样,他到退休都没有职称,但他在方圆几十里内乡亲们的心目中,威望胜过任何一个大都市的名医——因为后者远在中国多数百姓的视野之外。
家母是超级戏迷,我的一位姨妈和一位堂舅是业余祁剧团的演员。若以学术的眼光来衡量,他们的欣赏水平和表演水平,实在不值一提。家母看戏看到伤心处就泪眼婆娑,从来不管人家编出来的情节是否合乎常理;我那位演丑角的堂舅喜欢即兴发挥,满口村话,但看戏的老乡们从没有人怪罪他“犯规”。现在回想这些事情,我才明白,我的乡亲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多数看戏的百姓,最注重的并非演员的技艺精湛,而是在看戏的那一段时间内,忘却尘世的烦恼与痛苦,跨越时空,和戏里的角色一起进入另一个世界。佛说,人生是苦海无边。李白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每个在此世活过一遭的人,无论是富贵还是卑贱,都是一个过客。在进入戏曲营造的世界里,他们就会达到精神上的平等——戏里不知身是客。看戏者如此,演戏者更如此。我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个戏迷是邻村一位晚年因白内障而目盲的老妪,她有戏必到,用耳朵听一曲曲熟稔之极的唱腔,枯如松皮的脸上浮现出幸福的表情,我想她对戏的痴迷,和当年执掌国柄、以天下第一人的身份来捧角儿的西太后又有什么区别呢?在听戏中,两位老妪,一人却掉了贫穷,一人忘掉了富贵,也许曲调唱腔最能击中的是她们心中最隐秘的软驱------那里有关于少女时代的回忆。
古罗马时代,帝国的执政者对城邦居民的许诺是“面包与马戏”,这可视为政府对公民基本福利保障的责任体现,即起码的物质条件和起码的精神享受。而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下,执政者是重权力而轻责任,广大臣民则是只有纳粮完税、当差服役的义务,而没有要求官府提供“面包与马戏”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不需要“面包和马戏”,我国传统社会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精神生活上亦是如此。朝廷不管小老百姓,小老百姓自娱自乐。中国各地品种繁多的戏曲,便是中国老百姓,自己娱乐自己的结晶。
人常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人,是一个政治上早熟、很早失去娱乐精神的民族。考诸历史,此说有一定的道理。自秦大一统,强调思想统一,历朝历代不遗余力消灭“思想异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生活状态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所忍受苦难的程度,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首屈一指。如此培养了这个民族坚忍不拔、内敛静默的集体性格,喜怒不形于色、“与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是受到普遍推崇的立身处世态度。于是,这个民族早期所具备的热烈奔放的“酒神性格”被深深隐藏起来。——其实,在我们民族的早期,和其他民族一样,并非天生就是老成持重,崇尚权谋。看看《山海经》《诗经》、《九歌》就知道,我们的民族当年也是一个无拘无束、随歌起舞,喜欢载酒狂欢的民族。但“酒神性格”被隐藏,并不是说完全消失了,戏曲,就是在风雨苍黄、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顽强地保存中国人那点幻想、浪漫、诗意的血脉。有一句民间俗语流传至今:“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演戏的和看戏的,用“疯狂”与“痴迷”,共同营造了一种“场”。
我和燕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农耕社会的“尾巴”,一场社会大变迁即将来临。戏曲此时,正好也有过一段“回光返照”式的辉煌。挟八个样板戏之余威,各种民间戏曲草台班子遍地开花,土地承包对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广大农村也有了唱大戏的经济基础。但今天回想,那时候隐忧已在一片风光中。当时我和小伙伴们看戏,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看土剧团的现场演出,有祁剧、花鼓戏、木偶戏,甚至有一两人就能戴上傩面表演的“土地戏”。二是露天看摄制好的戏曲电影,电影里的戏曲已经完全被固化了。我们通过《打铜锣·补锅》,欣赏省城里的角儿演唱的花鼓戏。通过《红楼梦》了解越剧,通过《火焰驹》了解秦腔,通过《花木兰》了解豫剧,通过《天仙配》了解黄梅戏,通过《花为媒》了解评剧……电影技术扩大了中国老百姓看戏的视野,让他们知道,天外有天,戏外有戏。
但戏曲电影的出现,只是对现场演出的戏曲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那种群聚的场没有失去,无论大戏开锣前还是电影前,台下黑压压一片观众参与营造的相同的气氛------那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烟火气。有老人的咳嗽,青年男女的眉目传情,小孩的嬉闹以及壮年父母对小孩的训斥、卖甘蔗瓜子小贩的吆喝。
电视的普及,使多数中国人主要的娱乐场地,从社区、村落的公共场所,退隐到一家一户的客厅或卧室,戏曲需要的“场”便急剧萎缩。三十年内,戏曲从古庙、祠堂、码头、打禾场一点点消失了,退到都市里几家装潢豪华、灯火辉煌的剧院。戏曲,就这样从“热门”变成了“冷门”。
是电视这种传播形式使戏曲、相声、评书等传统艺术方式影响式微,而白燕升这样的另类电视人,在这股大潮面前,希望再通过电视的方式,来为被雨打风吹、日见落魄的戏曲续命,颇有一番救赎的悲壮意味。近二十年来,燕升在电视圈这个名利场内,就这样一天天,一期期地通过电视,向观众展示中国戏曲的神韵与风采。或许,他是想把电视,打造成戏曲一个新的舞台,而非展览文物的橱窗。
燕升和他的团队,这些年的工作,能够起到何种效果,也许还要过一些年头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胡适喜欢一句佛家语:“功不唐捐”,清代大儒曾国藩说:“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对燕升所做的努力,我亦作如是观。
让我们进入这本书,通过燕升的笔触,来了解一个个生不逢时的角儿。他们的名字,或许不被大多数国人所知,但在他们自己的那角天地里,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他们替我们这个民族,坚守着祖先们曾最为珍爱的艺术瑰宝,这样的瑰宝,怎么能让它的光泽继续暗淡下去?
看《那些角儿》,候王者归来。
来源:语文出版社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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