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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克思一起对话亚当•斯密——评《理解资本主义》

作者：李华芳

2010-08-23 09:31:49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大学里悄然变味之后，任何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努力，都面临被嘲讽的风险。不过像鲍尔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可能是一个例外。据说鲍尔斯早年因为讲授马克思主义遭哈佛大学解聘，不得已屈就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却将后者变成了马克思主义重镇。所以鲍尔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深厚，自不待言。

　这从《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英文版的第一版到第三版的变化中，也可见一斑。1985年首版，1993年二版，2005年三版，这二十年间，对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事有两件，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这是现实给马克思主义的沉重打击。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提出的理论挑战是：为什么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成为冷战后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效率解释占据主流理论舞台，但可以理解鲍尔斯等人内心对马克思的厚爱，使得他们无法简单转换自己的信念。所以在这本书第三版的时候，出现了一种融合的趋势，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产品及冲突的理念；同时又吸取了新古典的供给需求和价格机制的优点。这使得本书出现一个新综合的趋势。
　　
　在2004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的英文版（中译本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鲍尔斯就已经开始一个新的综合。经济学每隔数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就会有一个综合的过程，在萨缪尔森之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就变成了一种特例。也就是说，萨缪尔森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整合了阿罗-德布鲁范式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将一般均衡作为基础，而不再是马歇尔的“剪刀模式”（马歇尔将供给与需求的分析画成简单的交叉线，形成剪刀的模样）了。而在鲍尔斯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也只是整个经济学中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将演化的视角引入经济学分析中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只是演化视角下的一个特例。而《理解资本主义》第三版的修订在《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这本综合性著作之后，其综合的趋势更加明显。

　这种综合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将新古典经济学置于“三维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次将经济学拉回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鲍尔斯认为经济学需要三个维度，就是“竞争、统制、变革”，而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竞争的维度，但这只是整个“三维经济学”的一个部分而已。其他的两个维度也应该具有同等重要性。

　以亚当•斯密为经济学的起点，那么其研究国富国穷的问题，本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实际上不管是穆勒还是李嘉图的经济学，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考虑问题的，马克思也是如此。这对中国来说，可能尤其重要。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得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接下来的改革与中国的制度变迁紧密相关，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从一个政治博弈的角度来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同时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以便缓解利益团体博弈产生的冲突。这特别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审视未来的改革和转型。
　　
　鲍尔斯并不特别局限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也可以从鲍尔斯梳理的思想来源中看出来。鲍尔斯将自己的思想来源归因于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和阿马蒂亚•森，后两位是第三版新增的。早在《微观经济学》一书中，鲍尔斯就在导言中就重新回溯了斯密-李嘉图-马克思这一路的学术传统，这也揭示了早年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曾经出版过他与金迪斯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两人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总结。而早在1990年，鲍尔斯与金迪斯合著的讨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也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引进中国。但这两本书都没有激起反响。随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引进了两人在圣塔菲研究所的系列研究，分《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与《人类的亲社会性之谜及其他研究》两卷由世纪出版集团引进，这两本书是鲍尔斯与金迪斯以博弈论为方法、基于演化视角重新刻画经济学的论文集。但这一系列的作品并非全无联系，其中主要的思想关联是维系于“李嘉图-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鲁宾斯坦就一针见血指出鲍尔斯的《微观经济学》“从第一页始，直到最后一页，都试图理解经济制度，这有助于激励我们改进这个世界。这本著作也许是一个转折点，它把经济学拉回到其原本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根系”.

　但很明显，鲍尔斯已经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他在自己的思想资源中加入科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科斯通常被视为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强调明晰产权对经济效率的作用。不管是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实践还是国企改制，都体现了明晰产权的取向。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不符，个人私产与生产资料共同所有之间的效率差异殊为明显。周其仁在最近的新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中解释邓小平改革的重要贡献就是不同的经济领域“私有化产权”。鲍尔斯对待科斯的态度与周其仁不同，尽管他想补助马克思主义的缺陷，但他显然并不认为科斯主要是强调私有产权，而是将科斯理解为要重视“约束条件”。因为真实世界有交易费用，所以在不同的约束下采用不同的合约才能获得最高的效率。这样鲍尔斯就为修正版的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空间，因为在他看来，科斯说的是从私有产权到共有产权之间存在多种状态对应不同的约束条件，而显然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当作其中的一种状态来看待。

　真实世界的情况比新古典的世界要复杂很多，这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对当下经济学研究不满的主要缘由。科斯认为当下的经济学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已经不是斯密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了。而鲍尔斯适时的努力，用更贴近现实也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对科斯的质疑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有意思的是，在阐释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理论时，鲍尔斯对“科斯定理”有所谓“两次半喝彩”。鲍尔斯认为科斯关于契约谈判成本的解释是一个理论基准，值得喝一次彩；同时可以推论出法律在配置初始产权方面的重要性，值得再喝一次彩；最后半次献给科斯定理强调区分效率观点与分配公正观点，这对于现实政策有难以估量的作用。科斯也许应该为自己的理论有了这样的“知音”而欣慰。
　　
　竞争与统制两个维度当然不能穷尽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情况，从鲍尔斯对变革的把握可以清楚看到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对他的影响。马克思和熊彼特都对资本主义的兴衰有过论述，而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可能更得鲍尔斯的心。变革维度背后的思想是创新将会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理由是基于所有制的考虑。熊彼特也表明资本主义会灭亡，但其理由却是创新带来的更替。鲍尔斯接受了熊彼特的说法，“变革”是鲍尔斯理论中重要的议题。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竞争、统制和变革”的三维经济学的一个绝佳范例。应用三维视角来看中国发生的事情，会有高屋建瓴的感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从主要依靠统制经济转向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并不表示“统制”彻底退出，正如鲍尔斯指出的，企业以及很多组织都在内部使用“统制”，正如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到的工人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并不是出于价格机制引导的竞争，而是他被命令这样做。

　观察改革的现实，有可能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威权政体伴随活跃的市场经济，正是统制与竞争并存的例证。但真实的经济运行又取决于面临的具体约束，并不排除个别的情形下，更多依靠统制能获得更高的效率。“中国模式”是对“政治统制下的市场竞争”这一结合情形的概括，这也是近期屡被提及的争议性话题。但真的存在中国模式吗？从变革的维度来看，所谓中国模式也不过是趋向普世原则的变化过程中的一环而已，因此如果加入变革的视角，似乎可以减少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

　一方面，如陈志武在《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前言中说的那样，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并不特殊；另一方面，即便有所谓中国特色的模式，也需要仔细审视这种中国模式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在表象背后隐藏了巨大的成本。古人说居安思危，廓清中国发展面临的困难，能让人头脑清醒，不至于盲目乐观。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包括东西部的收入差距，也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这是中国的“隐疾”。
　　
　而解决贫富差距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议题，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也是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公，是冲突的起因。对于科斯而言，则是不同的要素所有者面临的约束不同。当然这些解释在鲍尔斯看来似乎都未能从根本上解释贫富差距与效率分配的问题，因为没有触及基本的经济人假设。相较于传统的理性人假设，鲍尔斯提出了“情景依存的理性”，认为人会受到他人与周遭情景的影响，使得经济人返回到真实世界，更贴近现实。

　鲍尔斯参与了一系列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研究。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旨在表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具体约束下，任何一项分配方案都不是古典经济人假设所设想的结果。例如，甲、乙两个人分一百元钱，甲提出分配方案，乙有权拒绝。遵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甲提出自己拿九十九元，给乙一元，乙也会接受，因为有总比没有好。但现实的实验召唤了马克思的幽灵，乙的确会拒绝这类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当然有人质疑这样的结果，或许受到各种实验因素的影响，所以后续的实验变成了“独裁者博弈”，依旧是甲、乙两人分一百元钱，但乙无权拒绝。即便在这样极端的实验中，也几乎没有甲方提出九十九比一的极端分配，相反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实验结果处在“六十比四十”和“五十比五十”之间。鲍尔斯及其合作者的后续解释认为，人已经内生了公平偏好，而这种公平偏好可能来自“基因-文化”的共生演化，这些研究结果发表在生物学和类似《自然》、《科学》等这样的杂志上。

　从上述假设出发，贫富差距如果过大，人的公平偏好就会起作用，整个社会就会倾向于采用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政策，这也是何以凯恩斯主义所隐喻的大政府总是在特定时间受欢迎的理由所在。鲍尔斯借助博弈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隐喻、马克思关于制度发生在参与人背后的说法、凯恩斯关于大政府的观点、科斯对产权的解释乃至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演化的视角将它们统一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下，鲍尔斯称之为“演化的社会科学”。而从制度到演化，基于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的演化，另外一方面是制度的演化。在鲍尔斯看来，个体演化集中体现在偏好的演化上，这也体现了鲍尔斯的理论放宽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偏好稳定不变的假设；而制度的演化尽管是一个谜，却也体现在偏好的变化上。由此，鲍尔斯提出了解释社会变迁的动因，即基于制度与偏好的共生演化。这一思想也超越了“达尔文-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理论，拓展了“基因-文化”共生演化的适用范围。

　尽管马克思的阴影或多或少还在影响鲍尔斯，但也可以这样理解，即鲍尔斯是带着同情在看待马克思主义。鲍尔斯对各种理论的开放心态令人印象深刻，或许正是在这种同情的宽容之上，他才能发展一个走向统一但又演化的社会科学，并借此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学每隔一段时间，会出现善于综合的伟大人物，凭借《微观经济学》和《理解资本主义》，或许可以认为鲍尔斯将会是继马歇尔、萨缪尔森之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刊载于《上海书评》2010年5月9日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08月18日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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