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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书摘

梁正等著

2002-11-27 11:00:12 来源：

　　《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简介：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学家作为群体雄起于社会舞台，著名经济学家可以说是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他们被美丽的光环笼罩，鲜花簇拥，掌声四起，其社会影响力不仅限于国内，甚至远播海外。但在学术界、读书界乃至大小传媒却很少有批判他们的声音与文字，即便著名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之争，也往往不敢指名道姓、不痛不痒。由新一代学人、南开大学十博士执笔撰写的《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打破了这种状态，它对大名鼎鼎的吴敬琏、厉以宁、萧灼基、茅于轼、林毅夫、张维迎、樊纲、温铁军、胡鞍钢、张五常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批判质疑，就这十位著名经济学家存在的理论片面性、倾向性和认识上的失误分别予以指出，用另类方式——“批判书”完成了新学人与老权威的对话过程，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了当今中国经济学风云人物的学术功过。全书言语犀利，以理服人，不仅不人云亦云，而且还敢云人所不云，不疑处有疑，个人见解鲜活度高。一切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化解、关注中国经济学争论、关注中国经济政策走向、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人不妨一读。作者言明，本书仅限于学术观点的交锋，断无人身攻击的做法，文责自负。

　　“起点公平”才是公平，“起点不公”怎么办？

　　厉以宁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过这样一种公平与效率观：“公平既不是指收入的均等化，也不是指财产的均等化，而是指生产要素供给者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而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本身就意味着把生产要素提供者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他们的个人努力程度和积极性、主动性放在优先地位，这才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成员共同富裕的关键。与此同时，与机会不均等条件下的竞争相比，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也会相对较小。由此可见。厉以宁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潜台词实际上有两层含义：首先，效率优先，也就是“公平优先”（起点公平）；其次，只有效率优先，才能兼“顾”公平（结果公平）。这实际上就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一贯坚持“要先拉开收入差距，把蛋糕做大，然后再谈收入协调”的立论依据。而他的这一观点，恰恰是最易招致质疑的地方。

　　起点能够“公平”吗？

　　一般而言，厉以宁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结论是成立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这样一个特殊的转轨时期，它的有效性却大可商榷。从20世纪80年代的“官倒现象”，到90年代的“权力资本化”、“内部人控制”，和由此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再到今天人们意见最大的“行政性行业垄断”，乃至股票市场上比比皆是的“黑幕”交易、操纵行为，大家不难发现，在中国经济的转轨和发展过程中，“起点不公”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常态”。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起点不公”所造成的。何清琏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所揭示的问题却都是“掷地有声”的事实。

　　厉以宁认为：收入分配差距多小才算合理、才算公平，并不存在一个纯粹客观的评价标准。从而，只要是在“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的条件下，能够做到按效益、按贡献分配，那么无论最终形成的收入差距有多大，它在经济意义上都是合理的。那我们就不禁要问，在一个起点“普遍不公”的社会中，我们应当怎么办？

　　厉以宁回答：机会不均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政府可以采取法律或行政的手段来规定竞争的公平性与公开性，从而减少“起点不公”的程度。从厉以宁的各种著作和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强调企业改革、产权改革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其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在明确了投资主体、也就是“事实出资人”的基础之上，才会产生“名正言顺”的市场竞争主体，才会有政企分开和“行政权力退出企业”的可能，而这正是形成一个大致公平的市场竞争“起点”的关键。这一思路是正确的，但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要“自觉自愿”地放弃对企业的直接控制。那么，现在我们要再加一问：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又有什么“动力”去这样做呢？

　　无论是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将国家、将政府视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来看待的。一方面，他们认为，现代代议制政府是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表，是全体公民所选出的“代理人”，是“民选、民有、民享”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相一致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政府可支配的财力会增加，政府所“服务”的领域会扩大，政府官员的收入也会增长。而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所固有的内在缺陷，政府在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社会协调等各个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的正常发挥可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与有效运行，从而最终带来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增进。

　　但与此同时，早在“启蒙”时期，无数的西方学者就曾经指出：政府本身并不是一架无所好恶、运转精确的“自动机”，它同样是由一群活生生的人所组成的，这个群体的上层是数量较少的政治家（或者说是政客），而下层则是庞大的官僚阶层。比较而言，政治家更为注重追求权力的最大化（权力的背后同样是利益），而官僚阶层则更看重眼前的个人收益。从而，我们看到，在承担“服务社会”这一应有职责的同时，政府官员同样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们也就有了“化公为私”、“以私易公”的动机，有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私己牟利的可能。

　　所以，在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的“政治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人”，他同样也是“经济人”，并已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个人利益的计算。因此，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制约，对政府的权力进行约束，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杜绝这一利益集团的“假公济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著名定理所阐明的正是这样的题中之义。

（摘自《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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