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古今中西的重构——读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家思想变迁》 - 书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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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古今中西的重构——读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家思想变迁》

2002-12-03 15:42:41 来源：

　　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一获得广泛关注的文章中说过：“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历来我们看中国近代思想史，就在这四个维度构成的空间中打圈。
　　“中国／西方”构成“人我”对视。温飞卿有词：“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若两镜对举，前镜后镜，此来彼去，自然演化出无数幻象。西方人认识的中国、中国人认识的西方和中国人的自我认识，近代以来也就人了此镜花幻阵。萨义德揭示西方人东方认识中的“东方主义”，其后学则发现了东方人看西方也有“西方主义”。于是当我们揽镜自照之际，所谓“自我东方主义”则又该有两层叠影：一与东方的“西方主义”相对；一与西方的“东方主义”相对。如此影影绰绰的一部近代思想史，让我等读史者如何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传统／现代”则潜藏了一种单向的、同时又是断裂的时间观念。列文森指出梁启超曾经尝试把“中／西”的空间对立折化为“古／今”的时间对立。其实这种企图在近代中国是很普遍的思想，像五四时瞿秋白、常燕生、王叔潜等都有“东西差异即是时间差别”的言论，冯友兰更是自述，“用地理区域(中／西)来解释文化差别”和“用历史时代(古／今)来解释文化差别”，是他自己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东／西”，至少包含了一种空间上的对等和回环，“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而时间是箭，“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这样的时空换算下，确立的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逆转的“现代历史观”，而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单行线上，往往又被分置两端，被视为断裂的地层，而不是延绵的河。
　　对立观念下的“中／西”、“古／今”，往往被假设为跷跷板的两端，而且这两端和某一想像中的中心支点距离恰恰相等。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曾经引述赫克斯特(J．H．Hextef)的“历史能量守恒假设”，该假设认为“在一特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之能量。”这个说法看似新奇有趣，其实屡见于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中。如前些年中国思想界有所谓的“保守”“激进”之争。“保守”“激进”的背后是一条时间轴线，走得快的叫“激进”，走得慢、不走或倒着走的叫“保守”。在这样的有明确方向的时间单行线上思考问题，就容易把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精神历程，简化为普遍(欧洲)历史“进步叙事”的一个地方版本。“保守”与“激进”看似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通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许纪霖曾说“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文化层面上与激进主义一样具有一元论的思想性格，将传统与现代置于价值天平的两端，只不过取向相反”。之所以“传统与现代置于价值天平的两端”，是因为争论往往是在时间的单线上展开。天平这头上翘，那头就下落，而“传统”与“现代”实际上不是这个多了，那个就会少去。中国的很多问题，也不是“保守”多了或是“激进”多了，而是百余年下来，很多好的东西给“激进”掉了，有些坏的却“保守”了下来。
　　于是可以问一问，一部中国思想史，如果仍以“古今中西”的对立眼光去审视中国近代的精神历程，贸然卷入前辈们的“古今中西”之争。那么，它能不能剔除争论中的情绪问题而不是羼杂进更多?又会不会依然投入争论一些假问题?争论中的各方又会不会合谋遮蔽一些问题领域，留下一些未经争辩的思想空白区?
　　可以有新的视角吗?盛邦和的《解体与重构》提出了一个可能。该书开门见山：“20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化建设时代”。以文化建设的问题意识，来审视百年的文化论争，以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元性来扬弃“中／西”、“古／今”二元对立。
　　这样的视角揭示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盲点。近代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倾向于“古今中西”四极中的任何两端，他们都面临着共有的时代背景：传统文化的制度性解体；也有一个共同的关怀：民族认同的重构。这使得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界限其实是相互渗透的。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中国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彼此共存的声音。
　　19世纪的俄国面对西方，曾经产生三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斯拉夫主义、西化派及正统国家派(官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这种划分很让人想起对中国近年思想界分趋的一种三分法：西化派、马克思主义及新儒家——赫尔岑对其中两派曾经有过一个妙评：他们都热爱自由，也都热爱俄罗斯，只是斯拉夫主义者把她当母亲，西方主义者则把她当孩子。
赫尔岑的话对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个启示。面临传统解体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对祖国民族文化前途命运的关怀，是近代各家共同的——无论他把祖国奉为母亲还是宠作孩子。也许“民族精神重构”的命题并不能勾销百年来知识界的种种论证，但这一命题对各家各派共通性的揭示，却使得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在古今中西之上，走出向上一路，站在一定高点上说话。在这一高点上看诸家诸说各执一端，鸣鼓相攻，往而不返；而后人尽可对这些都保持，一定的历史学的距离，冷静地对近代一切有助于民族精神重构的思想进行盘点了。
　　我们早就需要一部以“文化建设”为主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现在有了。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2.11.29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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