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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文化与文化的语言——《文化语言学》

邢福义

2002-12-05 09:11:23 来源：

　　《文化语言学》（增订本）
　　主编　邢福义
　　湖北教育出版社
　　定价38.00元

　　语言与文化关系之密切，也许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例子俯拾皆是。庾信《马射赋》中有“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联，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化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于是成了千古传诵的名句。“……与……齐……，……共……一……”之类是语言格式，但它一旦撑起了名句，充当了名句的基本框架，便同名句一起升华成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现象。因此当我们读到金庸《天龙八部》三十二回中“不知此人请了哪一个腐儒撰此歌功颂德之辞，但听得高帽与马屁齐飞，法螺共锣鼓同响”这样的描写，就很自然地想起王勃的佳句，也就很自然地产生强烈的对比，为那是何等淡雅清丽和这是多么龌龊庸俗而不禁哑然失笑。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当然，严格地讲，语言和文化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对待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是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我们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符号与管轨的关系，立足点是它们之间的点面对待关系。

　　语言工作者应该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举例来说，汉民族文化对于汉语词汇的发展、汉语词义的演变、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等等的影响，这是十分明显的。那么，汉语语法的形成和发展会不会也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问题。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的障碍不是语法。正因为如此，我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文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不是语法学专著。琼瑶的小说《哑妻》中有这么一段描述：

　　雪儿望着爸爸，然后垂下头去，找了一根树枝，在地下写：“你是我的爸爸？”
　　柳静言点点头，雪儿又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写：“爸爸，你想死我们了！”

　　不必在形式上有什么特定的标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懂得，“你想死我们了”等于“我们想死你了”，也等于“你让我们想死了”。这种特殊句法的成立，有其自身的规律，但那是语法研究的专题，可以不说。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句子表面上像是主动句，表意上却是被动句或使动句，对话者和我们读者理解起来不仅不困难，反而感到自然而亲切。这是不是表明彼此具有共同的文化心态？是不是表明，汉语的这种重“意”不重“形”的语法，跟汉民族的含而不露的文化心态等因素存在着一定的因果联系？

　　文化语言学的体系组建，不妨提倡不同角度、不同途径的探索。探索的结果，或许可以形成文化语言学的不同分支或不同流派。本书着重从相互关系上阐述文化语言学。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语言学的结构只能如此，也不意味着这样的文化语言学的结构是最理想的。我们深信，作为一门学问，文化语言学同其它任何学问一样，一定会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发展，不断成熟，不断完善。

　稿件来源：光明日报2002.12.5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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