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沈光明在其新著《留学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追求中，中国始终是围绕着“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命题展开，其中“文化”，尤其是文学的追求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最高。这是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外源性国家的基本实际的。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外源性的国家较之内源性国家其现代化发展顺序是不同的。内源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带动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外源的现代化则是以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发生在前，工业革命发生在后。中国作为典型的外源性的国家，思想文化的变革处于社会各种变革的领先地位也就势所必然的了。而文学，因具有启蒙的作用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手，从而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变革的领跑者也在情理之中。

　　由此，沈光明展开了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讨论。沈光明认为“中国文学这一现代性的转换工作，历史性地落在了辛亥革命前后负笈出洋的留学生身上。”（第22页）这是指鲁迅、胡适等人。与梁启超、严复等不同的是“这一代留学生则是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来寻找自身的差距以便尽快使中国文学纳入到全球同步发展轨道上来，因而他们是着眼于外而重塑于内。这一区别的意义在于表明了中国文学不仅力求于自我重塑，更在于有一种自觉融入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愿望。”（第23页）这种愿望首先表现在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品格的确立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有人认为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是完全断裂的，因而西方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一些海外学者的影响，认为新文学不能绕开晚清更不能割断传统。针对这样的学术背景，沈光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社会和文学标准来认定中国新文学的品格属性，而应该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从新文学在于传统文学的断裂之中来探究其文学的现代性品格。”（第26页）在具体的阐发之中，沈光明指出周作人“人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深远，这与传统文学构成了本质区别，进而认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确立，其核心是人的觉醒。”（第33页）以上的论断一方面肯定新文学和传统的关联，在断裂的环境和情形下考察现代品格的生成，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现代化所确立的大致方向，和一般传统论者有了区别，在对学术问题的回应之中显示出作者的立场。

　　许多留学生写出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作品，他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领域均创作出了杰作。沈光明对于留学生与各题材关系以及留学不同国家留学生群体均进行了描述性介绍。其中蕴含有作者扎实的研究心得。比如在承认胡适对于现代诗歌的筚路蓝缕攻城掠地之功的同时，重点分析了郭沫若等人的“开一代诗风”、“奠定新诗基础”的奠基者形象。作者认为郭沫若创作出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范式”。（第74页）“而新诗也由此走向成熟与繁荣”。（第77页）虽然这些观点有待商榷，但是作者论证严密，条理清晰，让人感受到作者对郭沫若诗歌的深入研究。在对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关系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留学生的贡献的三个方面，即“穿透灵肉的叙事艺术，笔随心缘的文体意识，扩张兼容的创作方法。”（第94页）富于概括力，也很有新意。

　　沈光明的著作还有许多富有新意和创见的地方，而且作者核心观点明确，思路明晰，条理贯通，尤其对现代化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展示了多样的研究心得，值得一读。(《湖北日报》2012年3月26日详见http://www.cnhubei.com/hbrb/hbrbsglk/hbrb10/201203/t20143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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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